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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科幻片创作如何保持民族特色?

作者:陈鹏

  构建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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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称科幻片大师的詹姆斯·卡梅隆认为:“科幻是一种通过未来模拟现在的方式,建立一个完整的、视角独特的世界观,是一个好科幻故事的硬壳。”而科幻片的世界观,就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是创作者要向观众传递的幻想世界的设计和应对未来的方式。这种世界观的构成,既要考虑到科幻片类型的共性,也要分析其所在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传统。
  科幻片的共同审美心理是“好奇+恐怖”,这从它的源头科幻小说中就体现出来了。科幻并不是艺术的元类型,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其他要素杂糅的结果。最早的科幻小说是玛丽·雪莱在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而她的创作初衷是写一部恐怖小说,因为突破性地设计了“科学造人”的情节,在无意中导致了一个新文艺类型的诞生。
  所以,科幻片的冲击力和震撼性,其本质一种恐怖的想象力,比如好莱坞科幻片《异形》《黑客帝国》《水形物语》等,就是通过视觉造型或者未来假设,对人的心灵造成刺激。科幻片的世界观,要能满足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好奇,同时又能制造对未知世界的恐怖,以产生类似“好奇害死猫”这样的效果。
  《流浪地球》遵循的正是这个规律,它的本质是一部灾难片,只不过将地球上的某个空间的危险,扩展到了整个宇宙范围内,从而改变了故事类型的属性。在刘慈欣的原著中,详细描写了地球如何进行流浪的过程,路过木星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电影之所以选择这个细微的桥段进行发挥,就在于它有着灾难的具象敌人,便于观众理解—地球面临被木星袭扰的危险,必须赶快脱离,就像发生在现实中,正义人物摆脱邪恶势力的控制一样。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构建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世界观。《流浪地球》是一次集体行动,面对太阳毁灭的局面,人類没有放弃地球,而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选择显然是中华文明的体现,从农耕文明中延续下来的中国人,对土地有感情,眷恋家园,思念故乡,所以不会轻易割舍地球。用导演郭帆开玩笑的话说,何况现在买房子这么贵,不能说丢就丢了。
  这样的世界观就与美国的科幻片形成差异。在卡梅隆的代表作《阿凡达》中,能源枯竭的地球人来到潘多拉星球,企图寻找一种稀有的矿物元素。这种行为方式,与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对印第安人的征伐,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对于保守并且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适合表达这种思想,也难以被人接受。所以,《流浪地球》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人地合一的世界观,让故事有了温度,产生了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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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构建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世界观。《流浪地球》是一次集体行动,面对太阳毁灭的局面,人類没有放弃地球,而是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选择显然是中华文明的体现,从农耕文明中延续下来的中国人,对土地有感情,眷恋家园,思念故乡,所以不会轻易割舍地球。用导演郭帆开玩笑的话说,何况现在买房子这么贵,不能说丢就丢了。
  这样的世界观就与美国的科幻片形成差异。在卡梅隆的代表作《阿凡达》中,能源枯竭的地球人来到潘多拉星球,企图寻找一种稀有的矿物元素。这种行为方式,与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对印第安人的征伐,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对于保守并且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适合表达这种思想,也难以被人接受。所以,《流浪地球》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人地合一的世界观,让故事有了温度,产生了感染力。
  因为缺乏科学认知基础,国产科幻片的创作,没法像西方那样去构建一套极为专业化的逻辑,比如像《终结者》中那样,未来世界的机器人回到过去,企图杀死过去的人类来改变未来的局势。我们的科幻片最好还是将科幻元素与其他类型进行结合,在其中表达符合我们文化认知的软性的内容,用故事本身的情感去打动人。
  塑造具有民族性格特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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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世界是对未来的想象,但终归需要人去发现和体验,人物对未来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科幻片的特色。科幻片中的人物关系,和它所营造的世界观,只有达到一种契合,才能形成整体的审美,这是任何国家的创作者都要考虑的。
  近期上映的《战斗天使阿丽塔》是由卡梅隆监制的好莱坞科幻片,但又是根据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代表作《铳梦》改编的。在原作中,阿丽塔的性格是内向沉默的,甚至有些脆弱,这符合日本民族的特征,属于“宅女型”人格。但是在好莱坞的改编中,阿丽塔变得活泼外向、热情好动,成了社交型人格。这既与卡梅隆向来喜欢塑造强势的女性角色有关,也符合西方人群整体心理特征,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诉求。
  当下的科幻片领域,很大一部分属于好莱坞超级英雄片的阵地。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成了科幻叙事的主流。但是对于国产片来说,也无法走这条路子,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孙悟空这个上天入地的叛逆者形象外,不具有单个力量改变世界局势的基础。在《流浪地球》中,吴京扮演的宇航员,尽管有英雄本色,但他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英雄特质不在于超越常人的能力,而是因为有责任担当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其实,中国文化并不否定英雄主义,但英雄主义往往是在集体决策后去实践的,更大的作用在于坚定地执行,因而包含着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比如在上世纪的红色经典战争片中,所谓的英雄,最后必然是走向死亡的。《流浪地球》还进一步给英雄形象增加了人情味,片中的刘培强是一个父亲角色,并有着中国父亲的普遍特征,严厉而沉默,把爱藏于内心,而不是像西方人那么情感外放。
  所以,国产科幻片的人物塑造,也必须展现自己的民族性格。刘慈欣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推崇,就是因为他的人物具有这一特点。在《乡村教师》中,一个普通的老师用知识拯救了整个地球的命运。这个概念是科幻的,但对中国人来说显然有着浓厚的共情性。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好几代人能从山村走向城市,离不开乡村教师在知识上的启蒙作用。教师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这也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
  然而,当宁浩把小说改编成《疯狂的外星人》时,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只是借用了“小人物改变大命运”这个架构,把乡村教师的形象改成了一个耍猴人。大家对于街头耍猴的共情心理,显然比不上接受教育。虽然这样做能更好地发挥宁浩的喜剧特长,让影片变得轻松搞笑,但是在作品的厚度上,没有达到期望。这是后续科幻片创作需要警惕的。
  探索符合观众审美心理的场景美学
  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对于营造未来世界的科幻来说尤其如此,视觉的呈现与叙事本身形成一种紧密的关系。如果说世界观是“道”的层面,那么具体的场景就是“术”的层面,是直观于观众的最初印象。不同国家因为审美文化的不同,会有一套独特的视觉美学体系,并在长期放映中和观众达成默契,形成自己的特质。
  比如,好莱坞科幻片中的超级英雄们,男性普遍身穿战甲,女性一套紧身衣,靠外在的装备彰显英雄的霸气特质,也符合科技提高身体能力的内在逻辑。日本科幻片擅长打造“机甲”特征,也就是“机械动力装甲”,是一种由人类来操作的大型机器人,成了科幻世界里的战争武器。同时,西方科幻也借鉴了日本的一些文化元素,将科技与末世想象结合一起,打造出流行一时的赛博朋克风。
  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传统的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时间短,对科技的认识还很浅显,没有在全民中间形成一种科技文化的氛围。如果国产科幻片也模仿好莱坞,让人物穿起战甲,或者由人物直接驱动机甲战士,非但不能形成良好的传播,还可能会被批评为是“山寨”行为。认识到这一点的《流浪地球》,在场景构造上采用的是苏联的重工业风格,人物穿的衣服也类似于工装,这就与我们的工业审美习惯达成了一致。
  因为,中国大举朝工业化时代进步的起点,是在上世纪50年代接受苏联援助,建设了一大批重工业工厂,形成了现在的老工业基地。前苏联那种厚重又带有沧桑味道的工业风,就是国人对工业化的最初印象。那时工人的地位较高,依托于工厂体制,成为生活优越的群体,工装也就成了一种身份标示。《流浪地球》采取这个策略,显然是正确的,就像郭帆所说:“这样电影才会有中国的感觉,让观众觉得离自己不远,与自己是有情感连接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幻片都应该采用前苏联美学,随着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我们对自己的科技水平有了自信,也完全可以建构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场景。同时,我们文化中的古装造型、武侠动作、玄学道义等内容,也可以和科幻进行杂糅,打造富有东方风情的“赛博朋克”视觉风格。
  就像科幻故事是建立在科学逻辑基础上的想象一样,科幻片的创作也不是想当然地发挥或人云亦云地模仿,而是和其他类型片一样,要有对生活的关照和对文化的思考。科幻片除了科技的包装,其精神内涵还是在讲人类现实的问题。研究本国观众的接受心理,保持民族叙事特色,再多出几部像《流浪地球》一样水平的影片,所谓的“科幻元年”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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