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的个人思考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音乐史学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近些年,交叉学科的出现,让两个学科找到了交叉研究的可能,中国古代音乐文学这个新学科应运而生。此二者本是同根同源,皆起源于远古的乐舞,且在历史的长河里始终并行发展,本文将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思考简要道来。

  关键词:音乐;文学;诗歌;交叉;

  中国音乐文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但由于音乐文学是精神世界高度发达的产物,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知,所有学科的研究,都是从史学开始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笔者翻阅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音乐史,希望能对开阔眼界有所裨益。

  拜读了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中把中国五千年的变迁与经历描述的详之又详。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写到清代的文学发展状况。其中,把各个派别、各个文学思潮与社会大环境结合,参照社会背景、看文学故事,详尽了解了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点。统治阶级与平民阶层通过语言、文字的博弈,来推演王室的兴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大约300篇诗歌,故又称“诗三百”。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虽然这三个部分都是士大夫阶层搜集民间的音调,通过文学加工而成。但内容和风格大相径庭,风主要是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大多是反映民间疾苦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主要是朝会或者宴饮时所用音乐,歌词经过士大夫的深度润色,很典雅;颂主要是皇室宗庙祭祀的音乐,内容大多为君王歌功颂德的。书中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幻想,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追逐。

  《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主要由屈原和后学所作的词,后经汉代的刘向编撰成书。屈原在楚怀王去世后,由于王朝更迭的混乱,民不聊生,文人的愤恨逼着他投江而死。不禁使人“叹草木之凋零,恐美人之迟暮”,但也留下了“余心之所善,虽九死而无悔”的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精神品质。屈原把君子比作香草和美人,从风格上开了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

  继《诗经》和《楚辞》之后,由于汉代设置了专门管理和教习乐舞演唱的机构——乐府,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收集民间曲调。虽然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手段,但也是古代民歌的又一次汇集,它开创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新风,从“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可见一斑。

  以上是印象最深刻,也是比较经典的几部著作。《诗经》中反映民间疾苦的十五国风、《楚辞》中呈现出的士大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汉乐府》中反应汉代穷兵黩武造成民众家破人亡的现实,既有对民间曲调、歌词的加工,又不完全被统治者操控,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后期在汉赋的基础上,出现了最早的诗歌形式——骈文,它要求上下联要对仗,甚至对平仄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东汉末西晋初,或者干脆说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文学的发展也可谓是起伏不定。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的形成,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高潮。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都很疲敝,直到“唐宋八大家”,才迎来了文学的春天。唐代的诗歌形式,大都以五言和七言为主,出现了一批伟大的诗人,这个伟大的群体把这个时代的文学水平推向了历史最顶端。尽管后世也有华丽的诗歌,但都无法与这个时代的作品匹敌,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的词也是绝唱,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婉约的思夫倚窗,豪放的快意恩仇,是留给文学史的又一座难以逾越的时代高峰。

  总的来说,越是盛世王朝,越是精英辈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越是倾危王朝,越是人才凋敝,“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只有在生活环境优越,国家相对安定的前提下,文人才有时间和机会创作。相反,如果国家政局动荡、社会黑暗,文人就缺少创作的空间和可能。如,唐宋时期的强盛造就了“唐宋八大家”,而东汉末连年的凋敝才出现悲观避世的“竹林七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古以来士人都是最有家国情怀的一个群体,每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没有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学创作。因此,乱世出英雄,却很难出大文豪。

  也拜读了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老先生以真实史料为佐证,层层剥茧,让人在详细了解音乐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被详实的史料所折服。从远古的《葛天氏乐舞》到先秦的风、雅、颂,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清代戏曲。中间出现了太多的典故:韩娥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易水送别、“高山流水遇知音”等皆与音乐相关。单从这几个举例中就可以看出,古代的音乐以唱为主,特别是来自民间的曲调,歌词既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又有艺术性的加工。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诗歌的乐谱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浪潮里,现代人做研究只能从残存的文本里寻得一丝端倪。有的学者认为,缺少音乐部分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观点笔者断然不敢苟同。原因是,虽然绝大部分诗歌丢失了音乐性,但这种饱含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状态的歌词,跟那些逢迎君王统治需要的鲜有意义的音乐相比,就显得意义重大。由此可见,对音乐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盯着乐谱和歌词兼备的作品搞研究,只会让自己的研究视野越来越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越来越低。为了全面的研究音乐文学,这些遗失了音乐性的作品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上述一系列事例告诉人们,音乐与文学在很多时期、很多作品中都有不谋而合之处,或者说他们本就是同源同根。《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个典故告诉人们,远古时代诗、舞、乐是三位一体的,那个时代歌词已经具有诗的色彩。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和劳动中,从呼声的节奏演变出了诗歌,诗歌也是最原始的文学形式。因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定会碰撞出非凡的火花,也是追本溯源。

  文学有了艺术性,欣赏价值,就仿佛往一潭平静的水中注入了一泓清流。但并不否认正统文学的价值,因为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总要传承与发展下去。当然这个烙印就是民族的文化,更多的还是本民族的文学与艺术。

  现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仍留存自己本民族文字、语言、诗歌等文化传统的,目前只剩中国了。因此,作为跨着两个学科研究的我们,要以传承和发展为己任,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乐府歌辞研究》是王昆吾先生的著作,他认为一切不能用来演唱的诗,都叫“徒诗”,而既能读又能唱的诗,都叫“乐府”。笔者认为研究这种“乐府”是很有意义的,把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唱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传承古代文学的实践。

  目前,很多院校的辞学研究都开设了硕士、博士点,还有个别学校开设了古诗词演唱专业。

  因为若只从字里行间,或是谱面上看,是不能够深入、真切体会到某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迹的。但如果把他们通过演唱的形式表现,就能重现那个时代的音响效果,就能把人带入到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当然,所有必要的案头和考察工作也会做得更细致,因为热爱,所以相信自己会把热爱的做到最好。

  此外,中国音乐文学研究是一个前景很广阔的学科。我国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典籍,这为研究音乐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再者,我国的文学研究体系已趋于完善,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必须找到新的角度。而作为文学的同行者,音乐是最好不过的了。

  上述二者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学科,且都是与哲学有紧密联系的。有人过说:“所有社会学科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上的问题”。这句话都是很中肯的,要想把文学与音乐的交叉研究做好,就得先摆正哲学的定位——那就是必须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基础,毕竟社会学科是比较容易走入唯心主义误区的。由此就要注意,无论是在文学中研究音乐,还是在音乐正研究文学,都要建立在历史的纵向和社会的横向之立体本位上。有了这个立体本位的支撑,音乐文学的交叉研究才可能显示出客观的公信度,否则,再辛苦的求索、再华丽的辞藻都掩盖不了研究成果的片面和公信度的单薄。

  例如,唐代的“教坊”和“梨园”出现的背景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乱世,虽然隋朝有了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社会的依然动荡。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用音乐来同化民众的思想,这时候“教坊”和“梨园”两大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瓦子”“勾栏”是市民经济兴起的产物,这个时期由于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市民经济达到历史的巅峰。人们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常常集聚在一起看戏听曲,这就给“瓦子”和“勾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猛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音乐文学不仅是文学和音乐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民俗学的问题,更是哲学的问题。一个热爱思考的研究者,要不断丰富知识深度,也要不断拓展知识广度,在纵向和横向的交汇碰撞中,不断推陈出新。长此以往,研究成果会越来越丰富,且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J].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

  [3]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

作者:巴亚伟 单位: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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