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观及其传统根源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周作人是一个古典趣味非常浓厚的文人,从他的文论中我们不难析解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和趣味在他身上留下的深深印痕。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论不是从社会层面来考察文学是否能产生实际的有用的效用,而是立足于文学本体,从艺术表现层面探讨文学是否能真正表达、交流情感和思想。周作人的这一观点与他创作中的真实感悟有关外,也与他受到传统文论的影响以及他言志文学主张有关。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观;庄子;禅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的散文写作高手,他的文学见解也主要集中在散文方面,虽然这一见解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散文的界线。因为就影响力而言,作为批评家的周作人要远甚于作为作家的周作人,20世纪20至30年代“文坛曾经那样强烈地感受过周作人作为批评家的独特存在”

  1。周作人又是一个古典趣味非常浓厚的文人,从他的文论中我们不难析解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和趣味在他身上留下的深深印痕,尽管这印痕已熔铸了周作人作为视野开阔知识广博的现代学人的个性、气质、品味等等特质。这从他的众多文学见解之一“文学无用”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的导言时,引用了五年前所写文章《草木虫鱼小引》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完全与周作人所谓的“文学无用”观点有关。周作人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再次强调他的“文学”是“无用”的观点

  2。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无用”不是周作人短时间内偶然产生的文学见解,而是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

  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论不是从社会层面来考察文学是否能产生实际的有用的效用,而是立足于文学本体,从艺术表现层面探讨文学是否能真正表达、交流情感和思想。周作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他认为作者的心中之“情”几乎不能通过“言”传达给读者。周作人的“言”既指口头语言,也指书面语言。无论哪一种,周作人都把它们表达感情的工具、手段。周作人以人的感情为本体,以人的感情全面、精准传达为旨归,“言”这种工具、手段自然就显露了它先天的不足。首先,“言”不足以把心里的情“全表了出来”。其次,文学作品是由语言构成的。用只能部分传达人的感情的语言在遵守艺术种种有形无形规则前提下编织起文学作品,以及这作品“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来自创作主体的心中之“情”“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这样读者通过“言”,最终所能接受的,无非就是作者情感“很微末”的一些,甚至根本不能代表作者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像人的“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等等这些最为深沉浓厚的情感,都是难以用“以言语形语”的,更别说用文学作品来表达了。周作人认为,用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的文学能够表达的,不过只是主体的“某一种情意”,这种情谊“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绝不是“很深切的部分”。对于想真切传达内心感受的主体而言,这种“情意”“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在周作人看来,由于文学作品不能真正地传情达意,不能真正架构起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所以对创作者而言,其亲手写作的作品不过是供自己“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所以周作人说他个人“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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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从文字功用、文学本体、创作以及文学接受等层面,分析了作者之情意难以真正传达给读者,难以真正为读者所接受的原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周作人之所以发出“文学”无用的感慨,与他悠游的生活状态以及隐逸心态有很大关系。周作人个性较为平和,高校教职的较为稳定而不菲的收入使他无须为衣食操劳,更无须以写作文章挣得稿费作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一项必备收入。但我们却并不能说周作人因此而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中说他兼具“叛徒与隐士”的双重追求,他说自己的一些反封建主张不能为旧社会的土大夫所容,所以是“叛徒”,又说自己“有时想写点闲适的所谓小品,聊以消遣”,所以是“隐士”。比较而言,周作人认为自己身上“叛徒”的成分更多一些。

  4周作人的所谓“隐士”追求,并不是说他真的像个不问世事,隐于市朝的超逸之人,抗战时他投敌叛国的罪恶行径,本身就戳破了他的“隐士”谎言。但另一方面,他身上确实有一些隐士气息。这种气息也非周作人所独有。所有衣食无忧的人身上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特点。周作人的“隐士”气息更多地与他的自遣自乐的创作追求有关,也体现在他的阅读习惯上。他说他“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书读”

  5。周作人的单纯为自我服务的写作意识客观上使他很容易抛开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而仅从单一的自我层面透视文学的功用,回归对文学产生的最初源头和最原始的构成材料的审视,回到文学从面世就必然伴随的一个本源性话题:传达主体情感功能的有限性。

  实际上,文学对主体情感的有限传达这一看法远非自周作人始,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从这一点来看,周作人的文学无用观并非新奇之论,不过是把古人说过的强调一下而已。事实上,周作人也并不否认,他的文学无用论中包含了中国古人的真知灼见。

  周作人文学无用论中涉及的对“言”与“情”关系的看法,同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对言与意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儒道禅皆认识到“言”表达“意”的天然局限性,只是儒家更倾向于认为在采取一些手段和形式来弥补“言”的不足后最终可以将“意”完全表达出来。《易传》中系辞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既说出了“言”“意”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也讲明了“书”和“意”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系辞说“圣人”为了使胸中“之意”传布四方,“‘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毛诗大序》更是具体指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产生的“诗”在表达心志方面的有限性,其和“嗟叹之”,“永歌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相比,显然不过是抒发情志的低级手段。道家庄子同样认为“意”是“不可言传”的,这明显体现在他有名的“得意而忘言”的“言”“筌”之论中(《庄子•外物》)。禅宗则主张“不文立字”,因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品第七》)只有通过“以心传心”才能领悟禅道。和儒家观点相比,庄禅对语言文字不能传“意”达“理”的主张对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影响更为深远。

  周作人对文学之“言”不能达“情”因而文学无用的看法,显然受到儒家文论的深刻影响,从周作人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主体之“情”方面还不如“嗟叹”“永歌”“手舞足蹈”等的表述

  6,更是可以见证这一点。而周作人文学无用的论调,则更倾向于庄禅语言观。

  事实上,周作人对于庄子、禅宗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着独到而精深的见解。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中,都含有非常明显的庄禅色素。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中,周作人专门征引庄子《齐物论》中描述风的一段话,盛赞庄子“不但说风,也说尽了好文章。”

  7相较于庄子,周作人谈论禅宗更多。对周作人而言,佛教是他广博“杂学里边最普通的一部分”,他虽然不是很懂禅宗的语录,但看了觉得“很有趣”,“至于参证的本意”,他不但“能了解而且很是佩服。”

  8周作人能领悟“参证的本意”,可见他深谙禅宗精髓。禅宗本来就轻视文字,通过语录导人悟禅是禅家的无奈之举。不仅如此,周作人还推崇禅宗任性自静、无心于物的思想,并由此透视文坛、文艺和文学,认为文坛上的“讲派别,论主义”,不过都是像禅和子们所说的那样,依旧是眼在眉毛下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归根结底,赤口白舌,都是多事。”

  9认为禅宗不仅仅是宗教,其思想中也包含了和文艺相通的自由思想,他说明代中间王学与禅宗得势之后,“思想解放影响及于文艺”。

  10由于文字在传情达意上存在的缺陷,周作人“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就是“禅宗”与“密宗”。“文学无用”,而“禅宗”与“密宗”却是“有用有能力的”,它们恰好可以弥补文学的不足,因为禅宗祖师知道“文字”“无用”,所以“不立文字”,寻别的途径,“辟历似的大喝一声,或一棍打去,或一句干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开悟”。周作人推崇禅宗启人顿悟的做法,认为这些做法的“精义”“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艺术”。在这方面,以文字为表达载体的文学虽然采用“象征等物事”来极力表达人的情感,“也总还是追不上”禅宗的表现力。

  11可以说,周作人对于庄子、禅宗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了他的文学趣味和价值取向,是他产生“文学无论”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

  周作人文学无用的观点与他信守的言志文学主张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从后者衍生出的。在周作人那里,所谓言志派文学就是言自己之志、载自己之道的文学;所谓载道派文学则是言他人之志、载他人之道的文学。周作人贬斥“载道派”,极力崇扬“言志派”。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作者个体的行为,文学创作是作家在耕耘“自己的园地”,因而创作主体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外在势力强制下的“个人的自觉”、个体的选择、个体努力的成果,是作家“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就的艺术。

  12但同时,周作人又对言志派文学持以消极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由于自身具有的自由特性,它是既不能指挥别人,又不愿接受指使,文字的局限使文学不能像禅宗那样,“用了独一无二的表现法直截地”发出来,或者“凭空抓了一个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嗓子,再回不过气来”,结果只好是东说西说,写成的无数书册,不过是“供闲人的翻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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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虽认为言不尽意,语言编织的艺术品不能真正交流情感,但不能据此说周作人相信文学无用而看轻文学,他还是写了许多言说他自己之志的小品散文。在利用语言无用之用方面,周作人和庄子及记录公案语录典籍达数千万字之巨的禅宗确有相似之处,虽然这与周作人实际的创作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注释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至24页.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3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4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版,第213、214页.

  5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6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7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见废名.《莫须有先生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周作人.《我的杂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9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10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11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至7页.

  13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作者:钱少武 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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