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转基因农产品法规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基于博弈论,分析对比不同博弈模型下,在实然层面,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参与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已经做出的理性策略选择,以及进而缔结的国际条约;在应然层面,探索国家之间如何进行深度、多次的合作型博弈,更好地做出策略选择,进而完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法律规制,在发展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和产业的同时,保障食品安全、动物福利和生态环境。

  关键词:食品安全;转基因农产品;法律规制;国际贸易

  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种植,迄今已经过去二十四年。转基因农产品引入了先进生物科学技术,一方面,给农业赋予了新能量,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同时为世界饥饿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2];另一方面,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不确定性[3],又可能给食品安全、动物福利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一系列潜在的问题[4]。

  在此情形下,转基因农产品内国法千差万别[5],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法规差异巨大,国际层面的法律规制难以协调[6]。因此,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和其它形式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受阻,进而造成生物技术农业应用也相应受阻,不利于现代科技与农业的长足发展。虽然国际社会成员处在生物科技开发与应用的不同阶段,在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或产业领域占有或不占有比较优势,却都同样面临着如何做出策略选择的问题。

  一、转基因农产品国际法律规制与博弈论

  转基因农产品关涉巨大经济利益,而利益对于国家决策具有重大影响[7]。国家做出冲突或合作的策略选择,取决于何者能使其获得最大利益[8]。在理性选择视角下,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遵守情况有时互为因果[9]。当下,在转基因农产品以及新冠疫情等环境问题引发全球公共问题的情形下,选择合作还是冲突,是否继续履行承诺遵守国际法,都需要国家做出理性决策。经济学理论中的博弈论正是探讨冲突或合作策略的一门理论[10],为相关法学研究提供了可估量的一种方法[11]。具体而言,本文将分析国家作为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参与者,考察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行利益博弈时的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

  梅森指出,博弈论是理性的决策者做出冲突或合作决策的数学模型分析,是研究冲突分析和交互影响的理论[12]。其诞生于冲突或合作的决策过程,理性的参与者之间在博弈的过程中会相互影响(有意或无意),并且决策的做出是以收益为重点。通常,博弈包含三个部分:参与者、行为(即策略选择)和收益[13]。在博弈中,博弈参与者通过掌握的信息和风险偏好,以收益为目标做出最佳策略选择。

  国家作为传统国际法的主体,其参与的经贸和环境领域的利益博弈,同样包含前述三个组成部分。本文借用博弈论的抽象思维和模型的简约方法,将数学方法引用到社会科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此别开生面地来探索复杂的国际社会关系与利益纷争。

  二、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转基因农产品关涉多方利益,包括生物技术公司、农民、加工商、零售商、消费者、农业企业、跨国贸易公司、国家政府税务部门、立法部门、政府间国际组织和环境保护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14]。这些利益攸关方覆盖面广,且有些身份重叠,但在国际层面并非都能直接参与利益博弈。

  传统上,在国际层面,主权国家代表国民利益参与博弈。主权国家首先代表的是国民的利益,本国公民利益优先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但在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全球治理已经在诸多领域不断发展,私人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国际层面的利益博弈。即使现代国际法私人部门开始产生影响,但由于私人部门并不能直接参与国际层面的利益博弈,进而不能直接参与缔结国际条约。在此情形下,私人部门的权益在国际社会必须依托国家来实现。国际秩序由国家之间协商与共建,私人部门的权益维护很难直接向国际社会提出请求,更多的情况是通过向国家请求继而在国际层面得到保护。因此,国家间的合作与否的决策对于私人部门的权益保护至关重要。

  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国际社会处于警觉的防备状态,军事和经济占主要地位,国家是更加独立存在的个体;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的价值观与国际习惯慢慢形成,国家之间处于更加相互依存的关系。另外,全球公共卫生等环境问题逐渐增多,需要各国共同解决[15]。这种共同的风险恰恰为国际合作增加了迫切性与可能性。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世界,再一次提醒国际社会在增进贸易、发展经济之外需要更多地关注环境,关注私人部门的权益保障。

  作为全球环境问题下的子问题,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引发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鉴于此,从事转基因农产品生产与贸易的各国是选择相互冲突,还是相互合作共渡难关?在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中,对国家决策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理性、自利、风险偏好和信任。

  三、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影响因素

  (一)理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理性主体[16]。同样,在博弈中,参与者也都具有理性。纽曼和摩根斯坦指出,经济学的一个传统基础就是假设每一个消费参与者都想获得最大的效用和满足,而每一个生产企业都想利润最大化。这个对参与者动机的设想成为经济学的重要难题[17]。这种绝对的理性是一种设想。因为信息的掌握是否完全,以及决策判断能力的高下有别,通常博弈中的参与者并不具备完美理性或完全理性,因此经济学家们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有限理性,并具备获取收益期待的理性。有限理性,顾名思义,是指参与者不完美的状态,具有一定的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理性又会引领参与者通过沟通、合作来削弱局限。在弱的理性模式下,个体害怕制裁或者期待利益来参与群体社区的建设,通过连接社区文化和社会规范来提供个体自利的可能性;在强的理性模式下,理性是通过沟通来实现利益最大化[18]。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信息与其安全性的巨大未知都给需要做出政策和法规决策的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要求具备有限理性的国家在期待效用与一定限度不确定的未知判断中做出理性的策略选择。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其代表的是拥有一定的智囊团和决策团队的集体,虽然科技实力不同,但是仍然具备一定的参与理性判断和策略选择的能力。当下,各国处在生物科技科学技术开发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物科技有不同的认识,在生物技术贸易与产业上具有或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毫无疑问,各个参与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国家具有一定的理性,对可以付出的成本和期待的收益有一定的判断,完全可能通过沟通合作来实现本国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

  (二)自利

  自利促使理性参与者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19]。自利的规范意味着,人们对于缺乏收益的事情难以接受。不管他们有多么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当发现无利可图时他们也会停止[20]。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正是因为自利才有了国家的出现,国家成为人类自利合理化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人们利益的代理,也是人类自利的延伸,是一个包含多元利益不同比例的加权集合体。转基因农产品的利益博弈就是由国家代表生物技术公司、农民、加工商、零售商、消费者、种子企业、跨国贸易公司、非政府国际组织等来参与国际层面的利益博弈。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不同情况下会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国家也是如此。具体而言:譬如在巨大的天灾诸如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洪灾等灾难面前,国家之间相互帮助,更容易做出相互支持的策略选择;但是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争夺资源最大限度满足自己便成为主基调。

  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效益(利)和损害(害):一方面,转基因农产品因为其科技的引入相当于给农业生产赋予了新的能量,农产品产量增加,生产力提升,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转基因农产品冲击传统农业,又可能危害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生态环境。因此,支持或反对转基因的国家或地区,在转基因农产品博弈中都不遗余力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除了最大化获取利益,极力规避风险是理性与自利的另一方面。

  (三)风险偏好

  转基因生物技术因为其安全性不确定,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偏好。国际社会成员关于转基因农产品风险偏好的差异,美国与欧盟分处两个极端。美国因为其在转基因技术上的优势,大力推行转基因农产品“宽松模式”管理;而欧盟为了保护境内传统作物不受侵扰、保护本国贸易既得利益、保障食品安全和保护环境,极力主张“严格模式”管理[21]。

  “严格模式”下欧盟选择的是风险规避策略,保存现有收益;“宽松模式”下美国选择的是相对安全策略,是在评价“最糟糕的状况”的基础上引出的。“严格模式”下,转基因农产品市场贸易与产业发展受到阻碍;“宽松模式”下,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环境优越,适宜转基因技术的不断超越。

  (四)信任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如果仅仅考虑单次博弈,问题简单易操作,只要考虑短期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冲突也会最激烈,等同于在同一个战场进行利益分明的拉锯。然而,多次博弈就灵活和复杂很多。长期利益的期待能减缓短期利益的争夺,从敌对关系转而投向互信合作的模式。因此,多次博弈中,声誉成为合作的基础要素,互惠和报复是信任的正负收益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国际合作中,更加理性的选择无疑是更多考虑长期利益,相应地,进行多次博弈。

  安德鲁•嘎斯曼指出声誉、互惠和报复是国家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国际沟通途径[22]。这里的声誉特指遵守国际法义务的声誉而不是其它。好的声誉帮助国家在后来的合约或者其它国际承诺中更加具有信服力,赢得更多合作伙伴。如果有不遵守国际法的声誉会降低该国与其它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或者可以成为是另外一种样式的“声誉惩罚”[23]。

  但是多次重复博弈中,参与者本身会为了建立信任合作的互动,会有意识地关注声誉;而好的声誉在长期的多次合作中不断得到巩固,与信任形成良性循环。这样便有了互惠合作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声誉越好,它遵守合作承诺的可信度更高,更容易与其它国家达成合作,协商合作谈判时的砝码也更高,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24]。而如果没有形成比较好的声誉,或者不遵守合作的规定,将会导致国家的相互报复,从而瓦解了合作的基础。

  国际社会博弈参与者的合作很大一部分也依赖于对其他参与者的信任。很多具体的情况中,国家选择遵守国际法,共同维护合作的秩序,很大程度上使得一方国家相信对方国家也会遵守合作的秩序,相信会有良性的互惠循环。通常多边条约也是建立在双边条约机制运行良好,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25]。

  四、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模型

  以上论述了影响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关键因素,包括理性、自利、风险偏好和信任,接下来我们探讨在前述关键因素影响之下,国家进行的策略选择和相应收益。

  博弈论以数学为基础,大部分都是以模型例证理论的逻辑架构。按照参与者的合作意愿与偏好,可以分为合作型博弈和非合作型博弈。博弈参与者如果相互隔绝或者敌视,没有办法通过沟通获知对方的信息与决策,各自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称为非合作型博弈;当参与者之间可以友好协商,建立信任的机制,达成某种协议或共识,称为合作型博弈。

  首先,合作型博弈通常会涉及到沟通和承诺,而非合作型博弈不会涉及。合作型博弈是指博弈者之间有着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协议者在协议范围内进行博弈。如果博弈者无法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有约束的契约来限制博弈者的行为,那么这个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其次,合作型博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公平公正;非合作型博弈侧重在局限条件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合作型博弈与非合作型博弈的区别并不是有无冲突。无冲突的合作型博弈,譬如劳动力成员选择等量的工作来最好协作。有冲突的合作型博弈,譬如卖方独家垄断者与买方独家垄断者之间。无冲突的非合作型博弈,譬如两家公司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设定了某个产品的标准。

  鉴于转基因农产品与非转基因农产品相互为竞争性供给品,与每一个国家的民生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毫无疑问既是利益相关,又是相互冲突。他们之间展开的博弈包含有冲突的合作型博弈和有冲突的非合作型博弈。接下来我们用典型的模型———“囚徒困境”和“鹰鸽博弈”,来分析转基因农产品合作与非合作型利益博弈下的策略选择与相应收益。

  (一)“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法学领域引用最多的一个模型,也是最容易被法学共同体理解的模型。“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双方都关在不同的地方,在做出决策之前,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是典型的非合作博弈。

  梅里尔•弗莱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最初设计出该模型框架,随后由艾伯特•塔克将其命名为“囚徒困境”。模型的设计是基于囚犯在认罪时做出策略选择的理念,分析了个体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并不必然导致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标准的“囚徒困境”是简单的单次博弈。两名囚犯P1和P2被分别关押在不同地方,当警察单独对两名囚犯进行审讯时,囚徒分别可以选择承认罪行、否认或沉默。承认罪行代表背叛,否认或沉默代表合作。两者在不知对方选择的情况下分别做出自己的决策,也称作“同时决策博弈”。此时,若有一方承认罪行,另一方保持否认或沉默,承认的一方刑罚为s,否认或沉默的一方刑罚为t,t>s;若双方都承认罪行,刑罚为r;若双方都否认或沉默,刑罚为p,r>p。并且有t>r>p>s。如表1所示:

  团体帕累托最优的方案是两者都保持否认或沉默,团体之和得到最少的量刑,团体利益更高,但是基于两个罪犯在决策考虑时,担心对方会俯首认罪,导致自己刑罚最高、损失最大,所以在做选择时,不会考虑他者的利益,做出的是避免自我最差的决策,即避免严格劣势。虽也难以保证是最好,但至少可以保证不是最差。因此双方都各自选择了认罪。而当两个参与者都选择认罪时,反而是刑罚最高。从自身最大化利益出发却得到了个体收益最小,同时也是总体收益最小。

  “囚徒困境”模型为国际关系中的协同和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些反面解释[26]。具体而言,囚徒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总是会选择最有利自己而不是合作的策略,而因为参与者是相互联系,结果导致不是两者的利益增益,而是两者利益的减损。然而,国际关系的处理和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更多需要合作而非不合作。在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的语境下,如果博弈参与者不合作,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坚持一味追求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考虑与忌惮,同时欧盟为代表的反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家,限制转基因农产品而发展非转基因农产品,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双方利益的减损。

  (二)“鹰鸽博弈”

  “囚徒困境”清晰地展示了非合作型博弈双输的结果,要实现转基因农产品利益博弈参与者双赢或多赢,我们可以试着从合作型博弈模型———“鹰鸽博弈”中寻求灵感和思路[27]。

  发展转基因科技确实能推动农业生产,但生物科技对传统农业的介入会极大地改变全球粮农市场的格局。政府的出发点很明确,转基因技术不管有多大的风险,所有的国家地区都在奋力研发科研成果,任何一国的放弃都有可能将从博弈中出局。所以政府将全力支持实验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但是即使针对转基因科技的科研不放松,非转基因农产品与转基因农产品的市场争夺却依然激烈。基于国际合作的经验,有国家在转基因农产品的利益博弈中提出,在国际层面对相关法规进行“协调统一”。我们现在利用“鹰鸽博弈”的模型,来分析国家选择或者不选择合作的策略,对“协调统一”实现的一系列可能。

  假设博弈双方参与者分别为A国和B国,它们有不同的法律规则、不同的标准和程序,任何改

  变都会增加成本。S代表策略,Q代表收益,选择“合作”的策略表达式为S=“鸽”,选择“不合作”

  的策略为S=“鹰”,A国和B国策略分别以SA和SB表示,A国和B国的收益分别以QA和QB表式。针对A国和B国的策略选择,会出现如下情况。

  结果一:两国都不愿意改变,固守僵局不合作,“协调统一”失败。

  结果二:两国任意一方或双方做适当妥协,部分改变,促进合作,“协调统一”实现。

  上述的结果二,即“协调统一”,有三种实现路径。第一条路径,B国统一按照A国的标准修改法规、标准和程序,B国承担所有改变“协调统一”的成本;第二条路径,A国统一按照B国的标准修改法规、标准和程序,A国承担所有改变“协调统一”的成本;第三条路径,两个国家协调合作制定一套新的、共同的标准,两个国家共同承担改变“协调统一”的成本。根据“协调统一”中的不同情况,相对应A国和B国的收益各不相同。

  (1)如果A国和B国都选择固守立场,在谈判中不妥协不让步,以“鹰”策略与“鹰”策略对峙的霸气姿态各据一方,谈判失败,必然导致贸易不流通的持续或变得更糟糕。两国耗尽成本争抢市场份额,两败俱伤。“协调统一”失败,即上述结果一,两国收益分别为3。

  数学表达式为:当SA=“鹰”,且SB=“鹰”时,QA=3,QB=3。

作者:蒋新苗 虢丽霞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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