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令行则治”法律观管窥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唐甄在《潜书》中论述了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政令,但法律政令一定要切合实际,并充分发挥实际作用。推行法律政令绝不能靠行政命令或公文告示,官吏必须深入民间,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尤其强调要君臣一体,君民一心,才能使法律政令真正得到贯彻施行。唐甄憎恶贪官污吏,强调治理国家在遵循“德主刑辅”的前提下,对贪官污吏及其“保护伞”要施以重刑,主张“刑自贵始”,整肃吏治,使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转。

  关键词:唐甄;《潜书》;《权实》;法律观;法律史;

  唐甄(1630-1704)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州市)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因为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期,唐甄一生的境况十分坎坷潦倒。顺治十四年中举,后来会试落第。到了四十二岁才当上山西长子知县,不过十个月就因故被革职为民。此后,求官无门,经商乏术,晚年以教书卖文糊口。唐甄用了三十年写成的《潜书》内容丰富,多为有感而发。从《潜书》的内容来看,其文章粗涉经义哲理,旨在从治世出发,阐发其国家治理的点滴政见。唐甄与清初其他启蒙大师相比,现象的指责,道德的批判较多,而理论的深度较差。[1]本文拟以《潜书》中的《权实》篇为中心,兼及它篇,仅从法律政令施行的维度,对唐甄“令行则治”的法律观进行分析。

一、《潜书·权实》中法律政令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唐甄在《潜书·权实》中,首先论述了法律政令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问题,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政令。开篇就说:“天下奚治?令行则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则不知治。”意思就是国家怎样才能治理得好?法律政令能够得以贯彻施行就能治理得好。国家为何治理不好?法律政令不能够得以贯彻施行就不能治理好。在唐甄看来,立法固然重要,但法律政令的施行则更为重要。强调法律政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至关重要性。如果有令不行,有善政不举,国家就很难治理得好。在唐甄看来,“令不行”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是形式主义和吏民根本就不把法律政令当回事。他说:“令不行者,文牍榜谕,充塞衢宇,民若罔闻,吏委如遗。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达,举而易废。”官府尽管将写有法律政令的文告贴满了大街小巷,但百姓和官员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上下相瞒,彼此推诿,法律政令就难以得到施行而容易被荒废,成为一纸空文。这些法律政令,刚刚制定的时候,大多是切合实际的,只是没有被很好地贯彻施行,制定和颁布法律政令的朝廷尚且如此,上下因循,所以各项政事就很难有起色。加之奸猾和欺骗日甚一日,禁令、条例日益繁多,而且专在细微的小事上纠缠不清,重要的国家大事却被搁置在一边。正如唐甄所说:“始非不厉实也,既则怠,久则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废而自掩之,是以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弊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唐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圣贤在世,“亦不能少有补救也”[2],都将无济于事。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唐甄认为关键在于法律政令是否切合实际与能否得以有效地施行。在唐甄看来,法律政令是君主治国的工具,他说:“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擒。”[3]在《潜书》中,唐甄对君主在心理上是矛盾的,既痛骂“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4]把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5]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唐甄与黄宗羲一样,并没有提出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而是肯定了君主在当时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他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6]强调君主应该爱护民众,法律政令应该顺应民众的需求与愿望。唐甄在《潜书·明鉴》中提出民本思想,认为在固边境,充府库,尊朝廷,养官吏四个方面都离不开民众,并将君主比喻为心,民众比喻为身,强调君主应该象心爱身那样去爱民。他说:“身有疾,则心岂得安?身无疾,则心岂得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7]

  唐甄认为,法律政令贵在切实施行。在《潜书·权实》中,他以“会稽之东石氏”为其三女儿治病为喻,将法律政令比喻为药,如果弃之不用,当然治不好病,法律政令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施行,“有令不行”,国家也同样不能治理好。唐甄认为国家若想得到治理,法律政令应该顺应民情,强调“达其情”“顺天下之意”和“去败类”的重要性,以期养成良好的社会风习,所以他说:“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发机”。[8]法律政令首先要符合人性,尽量做到“令顺民心”,法律政令的施行至关重要,如果只注重法律政令形式上的完善,而脱离社会实际和民众的需求,国家还是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用唐甄的话说就是“是以圣人贵能行也”。[9]即强调法律政令必须切合实际,实事求是,且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施行。

二、《潜书·权实》中推行法律政令的“文”与“实”

  唐甄认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政令的作用至关重要。而推行法律政令,绝对不能靠行政命令,也不能靠到处张贴公文告示的“条法示于四境”的老办法,因为“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他主张各级官吏应该以身作则,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深入民间,真心实意地为民众着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用唐甄的话说就是:“必去其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唐甄以自己在山西长子让人们种桑树为例,阐明了其中的道理。

  唐甄认为,自汉代以来,帝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几千年一贯制。他说:“群臣入奏,下于有司;公卿集议,复奏行之。其所行者,著为故事,因时增损,百职准以决事。”我们可将其称之为广义上的古代行政法或曰政事法,放弃了这些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些法律政令基本上是稳定而且连续的,但有的治理得好,有的治理得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唐甄说:“然有治不治者,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家就会治理得好。如果专搞形式主义,单凭公文法令办事,国家就治理不好。如果仅仅依靠发布公文法令,就好比演木偶戏,木偶穿衣带帽说话表情故事辩论道理,没有一个不合乎规范,但其中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只不过是演戏悦人耳目罢了。在唐甄看来,“君有诏旨,臣有陈奏,官有文书,市有榜谕”,这些都属于公文法令“文”的范畴,它只具有“通言语”“备遗忘”[10]这样一些很有限的形式意义上的作用,是不足为恃的。在唐甄看来,明清之际官场的突出问题是“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和上下级之间的公文欺蒙。他说:“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内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纷纷然移文积于公府,文示交于路衢。始焉羽逝,既而景灭,卒不知其纷纷者何为也。如是千万职,外塞九州,内塞五门,君臣上下,隔绝不通。虽有仁明之君,欲行尧舜之政,其何所籍以达于天下乎!”[11]

  唐甄认为,要想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必须从改变目前这种君尊臣卑、君臣相隔的现状入手。唐甄说:“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人君之患,莫大于自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唐甄认为,君尊臣卑的结果是“贤人退,治道远”,其乱必生。唐甄将天子从神坛拉下来,还原为人,他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唐甄反对君权神授论,提出“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12]的主张。唐甄在这里进一步落实他在《潜书·抑尊》中提出的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君主一起讨论决策国家政务的权力。唐甄说:“君臣相亲,朝夕无间,饮食作坐同之……主臣一心,夜思早谋,无谋不行,无行不达。”并认为,若真能出现这种局面,“三月必达。终岁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唐甄认为,君臣相处,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早晚商议国家大事,这些都属于“实”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唐甄朴素平等意识和朦胧的民主意识在君臣关系上的体现。在君主专制集权日益加强的清初,这当然是唐甄的美好憧憬和一厢情愿。

  唐甄认为,如果继续在君尊臣卑、君臣相隔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老路上走下去的话,国家治理就无从谈起。他说:“苟无其实,则谨守成法者,败治之公卿也;明习律令者,败治之有司也;工于文辞,娴于言貌者,败治之侍臣也。”原因就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成法”“律令”也只是官样文章,乃至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作用可言。正因为如此,这三种东西表面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专心崇尚这些东西,就会使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越来越多,而内在的诚实信义越老越少。看起来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似乎都在忙忙碌碌,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因循苟且而已,结果却一事无成。唐甄说:“恶政令之不行,飞牒文示,遍于天下,制为斩流之刑以惧之。卒之民玩坐废,斩流亦不行,朝廷亦不复问,谓之无官无政可也。”[13]唐甄对明末清初窳败政治的揭露和批判,对后来的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均有一定的影响。

三、《潜书·权实》中的“刑”与“德”

  针对明清之际官场腐败,官僚集团日益腐化堕落,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唐甄明确提出“治民必先治官”。他在《潜书·柅政》中指出:“凡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惟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易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14]天下难治的根源在官不在民。唐甄进而指出,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只以贪污腐化为能事。他说:“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裘,值而三百金,其他锦绣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金盏,银罂,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大小官吏和娼优戏子等人崇尚奢靡。唐甄揭露和批判了明末清初官吏以贪腐聚敛为荣,以清廉贫穷为耻的现状,尤为可忿者,官吏的贪腐奢侈积习竟成为社会的风尚,唐甄不无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唐甄指出:“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由此可见,唐甄对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是深恶痛绝,认为他们的祸害比所谓的“盗”“寇”尤甚,主张严惩贪官污吏。提出“治贪之道,赏之不劝,杀之不畏,必渐之以风”,[15]唐甄继承了儒家重视教化的传统,在《潜书》中反复强调养成良好的社会风习对国家治理的极端重要性。

  在反对官府厚敛与官吏敲诈盘剥的同时,唐甄主张要“藏富于民”和“以富民为功”,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16]唐甄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所继承与发展。强调统治者应该“劝农功,课桑麻,厚蓄积,惩奢靡”,以达到“谷不可胜食,财不可胜用,而天下大富矣。”[17]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唐甄认识到,使人民生活富裕有利于进行礼义道德教化和预防犯罪,他说:“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不轻犯法,是去残去盗之本也”[18],进而达到“无讼”的境界。可见,唐甄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都有所吸收与借鉴。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唐甄在《潜书·权实》中指出:“是故善为政者,刑先于贵,后于贱;重于贵,轻于贱;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则刑约而能威。反之,则贵必市贱,贱必附贵。是刑者,交相为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泽乎!”唐甄主张,君臣共同是治理天下之人,君臣之间应该恩义相结,休戚与共。应该善待“良臣”,他说:“恩义之大,莫如君臣。亲臣谓腹心,政臣为股肱,疆臣为拇指,庶臣谓毛发,戎臣谓衣履。”但对那些专干欺蒙君主、结党营私、盘剥百姓的“民之仇、国之贼”的贪官污吏非用刑不可。唐甄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德主刑辅”思想,他说:“德外无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犹医之治寒疾也,不却谷而饮药,其人必危。疾愈,却药而反谷也不远矣。”唐甄认为,治理国家首先需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唐甄看来,虽说仅靠刑法治理不好国家,但有时还是需要动用刑罚,他说:“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19]唐甄在坚持儒家立场的同时,吸收了先秦法家严以治吏的思想,提出用刑罚威慑大小贪官污吏,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施以“常刑”是不够的,应该施以重刑(唐甄称之为“变刑”),以此来整饬吏治,救民于水火。对普通百姓的犯罪,唐甄则反对使用重刑,认为惩罚的目的是为了使政事得到治理和让百姓服从。他甚至提出“省刑”主张,反对官吏滥用刑具以及行刑官吏之残酷。[20]

四、结语

  唐甄强调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政令,法律政令一定要符合民众的要求,要切合实际,绝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善,而不注重实际效用。而推行法律政令,不能靠行政命令或公文告示,强调官吏“勿以文示,身往勤之”[21]的重要意义。唐甄憎恶贪官污吏,不满当时的官吏竞相奢靡的风尚,强调治理国家在遵循“德主刑辅”的大前提下,对贪官污吏及其“保护伞”要施以重刑,以期净化社会风气,整饬吏治,使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转。唐甄不愧是一位“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独树一帜的大师”。[22]唐甄的思想和著作,尽管有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仍然是明末清初时代的精华,是中国历史上宝贵的思想遗产。[23]唐甄在《潜书》中“令行则治”的法律观,对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718.

  [2][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35.

  [3]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537.

  [4]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568.

  [5][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

  [6]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195.

  [7]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16.

  [8]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298.

  [9] 同[2].

  [10]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36.

  [11]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450.

  [12]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200-201.

  [13] 同[10].

  [14]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449.

  [15]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10.

  [16]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33.

  [17]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580.

  [18]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243.

  [19]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38.

  [20]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463.

  [21] [清]唐甄著.李忠实译注.潜书[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327.

  [22]程维荣.唐甄法律思想试析[J].法学,1984(09):41.

  [23]张磊.唐甄反专制思想探微[J].长白学刊,2009(05):141.

作者:何云鹏 单位:延边大学法学院

11.行政法视域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12.地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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