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场域 乡土:纪录电影《城市梦》中的叙事策略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纪录电影《城市梦》是陈为军导演的收官之作。该片以纪实主义为审美原则,借助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丰富的视听表现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城管与小贩之间矛盾冲突的同时,展现出城市与乡村伦理流变的深刻命题。本文从身份认同、叙事结构、城乡场域等方面出发,解构纪录电影《城市梦》的叙事策略,为中国独立纪录片适应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像传播给出启示。

  关键词:《城市梦》;叙事结构;身份符号;

  梳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可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众多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发起的“新纪录运动”就带有浓厚的底层色彩。过往纪录片以电视为中心的集体意识被逐渐淡化,在这场纪录片“去精英化”的浪潮中,大量的纪录片导演开始以平民化的视角进行创作记录,那些曾经处于社会权力之外、位于社会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开始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在影片中出现。陈为军导演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重要代表,善于发掘社会现实问题。从纪录片《出路》到《城市梦》,陈为军执导的作品以中国社会为背景,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作为主要拍摄对象,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此外,由于边缘群体在主流社会中不被大众所知,观众对这一群体具有一定的陌生感以及站在道德高处的凝视,以一种自上而下乃至猎奇窥视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位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使人物在影片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不过,随着网络视听内容的高速发展,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与创作主体也日益多元化,这类消费边缘群体的苦难、叙事视角单一的纪录片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受众的价值观念。陈为军导演采用平视化创作视角、深度性的影像画面,突破以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底层叙事,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认同。

一、交融与关照:《城市梦》身份符号的聚合

  在纪录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驱动影片叙事的动因,是引发观众共鸣的关键因素。由陈为军执导的纪录电影《城市梦》在2020年登陆院线和网络平台,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与影片中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不无关系。陈为军导演在纪录电影《城市梦》中将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武汉街头私搭水果摊的小贩王天成,通过展现城管队员维护文明城市的“梦”与王天成一家为留在武汉的“梦”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人物王天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乐观、倔强、不屈的性格以及长期同城管部门对抗的生活状态客观反映在观众面前。

  影片《城市梦》中塑造了两位父亲形象———王天成与王兆阳,两者形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聚合关系。麦茨提出的聚合关系是指“一个单一的语义为中心在各种不同的距离上分布的单元”。导演通过塑造不同代际的父亲形象,让观众理解王天成在面对城管时近乎疯癫的行为和王兆阳最后与城管部门和解的原因,表现出其中蕴含的两位父亲对各自子女的身份焦虑。在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既真实记录下王天成面对城管队员时的撒泼打滚、无礼取闹的“刁民”形象,也记录下王天成面对儿子王兆阳时温情的一面,让王天成的人物形象在荧幕上显得更加丰满立体。而同样作为父亲的王兆阳从一开始就对城管呈现妥协态势,原因就在于为妻子和女儿着想。导演通过展现两位父亲身份的不同面向,体现出影片中的人文精神及对边缘人物的关照,让观众在“王天成们”四处漂泊的身影中产生情感认同。在中国独立纪录片中所表现的边缘群体往往具有疏离于集体之外、缺乏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共性,这就导致了观众对于边缘人物往往还保留着贫穷、悲惨、弱势的片面印象。在纪录电影《城市梦》中,导演突破了以往底层叙事的局限,将两位父亲形象并置,将社会矛盾与家庭代际冲突相结合,把被记录者的生活全面客观地展现在荧幕上。导演立足于人物身份,通过影像去捕捉人物的行为动因,使影片的叙事结构环环相扣。其实,当下中国社会正趋于“后乡土”时期,从影片中人物身份的聚合关系中可以看出,人与故乡的纽带正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消解。导演通过对影片人物身份的构建,完成了城市与乡村文化流变的主题深化。

二、外延与内涵:《城市梦》叙事结构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纪录片与新媒体的互动日渐紧密,传统纪录片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纪录片的创作形式也日益多元。尼科尔斯认为,“在纪录片中,我们发现故事和建议、召唤或描述,引领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纪录片的戏剧性叙事具有强化矛盾冲突、提升情节戏剧性的特点。不过,纪录片的戏剧性叙事并不等同于故事片,而是在保证纪录片真实性的前提下,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通过蒙太奇、镜头语言等方式集中展现在观众面前,表现人物的情绪走向,让观众理解影片中人物的行为意义,使纪录片具有更强的戏剧效果。

  在绝大多数纪录片作品中,正是叙事视角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所以叙事视点的选择是影响内容众筹式纪录片能否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托多罗夫通过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将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其中,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在纪录电影《城市梦》中较为常见。全知视角是指叙述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事,不介入到事件中去。在纪录电影《城市梦》中,导演陈为军在前期拍摄时将摄制组分开,一组跟随城管部门,另一组跟随王天成,将王天成与城管部门的双线叙事并置,以交叉蒙太奇的叙事形式展现影片的情节故事。导演在拍摄过程中通过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双向记录,在平行时空中将王天成与城管和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相糅合,让观众以一种旁观者的叙事视角清晰客观地看待影片中的所见所闻。在影片中,镜头既记录下王天成自述如何对付城管部门,也记录下城管部门如何考量王天成占道经营的问题,导演将矛盾双方的叙事链同时展现,使观众产生一种游离于环境之外的“在场感”,体现边缘人群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在王天成与城管产生剧烈冲突的戏剧性场景中,导演使用了戏曲中锣鼓的音响,既让画面更具有戏剧性,暗示王天成这一行为的表演属性,也表现出王天成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导演并没有局限于聚焦城管与王天成的冲突,还将叙事空间扩充到王天成的家庭领域。影片中王天成回到家中面对孙女,绝口不提白日与城管的冲突。在生存和家庭面前,王天成变成了“双面人”,一方面与城管激烈对抗,另一方面对家庭细心呵护。导演通过戏剧化叙事营造人物的反差,有效避免了纪录片内容过于直白,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与主题深度。

  此外,导演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在突出影片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展现出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对抗的内涵。王天成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文化之间的不契合在王天成与城管之间的矛盾中得以凸显。然而,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在冲突中逐渐弥合。影片中,王天成与王兆阳是乡土的所指,而孙女王展萍则是城市的能指。王天成从乡村进入城市面临的是对城市空间的陌生,从而产生了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而孙女王展萍在父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城市文化的身份认同,这也为王天成的对抗和后续的妥协埋下伏笔,也使观众能够感悟到影片中的人物内核与时代印记。

三、认同与反思:《城市梦》城乡场域的流变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纪录片影像画面的美学样式也日益多元。纪实美学作为社会现实纪录片的重要特征,不仅要求对现实生活真实复现,还强调画面空间的内在含义。如今,纪实美学又呈复归之势,但并非黑乎乎、晃悠悠、慢吞吞的旧貌重现,而是汇合技术力量而展现的纪实美学,既强调现实质感跟踪拍摄,又注重影像品质与表达的丰富性。

  在纪录电影《城市梦》中,导演在画面空间上展现了城市场域与乡村场域两个空间类型,探讨了城市与乡村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将人物内心的隐秘情绪细致地外化,把时代背景与人物自身的境遇相结合,揭示影片的主题。纪录电影《城市梦》将同期声作为影片的叙事载体,影片情节的构建基于人物口述。在城市场域中,王天成说出“一手打,一手谈”的生存策略,而城管也在一次行动中抱怨“他们是生活上的弱者,我们是工作上的弱者”。王天成作为离开故土的异乡人,面对城市的复杂规制无所适从,更让观众认识到王天成的失落与迷惘。此外,在乡村场域中,当王兆阳同妻子回到别离十四年的故乡时,推开屋门半人多高的杂草已拦住去路,面对残破的祖宅,婚房上的喜字早已斑驳不堪,王兆阳无奈地说:“我们没家了”。该片通过对乡村场域的记录,进一步展现了王天成一家离开故乡却未被城市接受的处境,而这正是影片主题升华的关键。此外,王兆阳在饭桌上同女儿王展萍谈及学校奖励的小红花时,王兆阳认为学校是为了区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而女儿则认为只分好学生与差学生。导演通过展现二者对小红花态度的影像细节来暗示王兆阳并不认同城市人的身份,而女儿则已经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影片中,导演选择了大量具有鲜明对比的影像画面,让观众不经意间产生对影像画面的思考。陈为军导演通过纪实美学的创作理念来解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场域的流变,于无声处展露生命的悲欢离合,使观众在生活的点滴中感受时代脉搏。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共享或集体建构的事物,在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过渡时期,王天成一家对故乡的记忆也是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时代缩影。该片通过对城市场域和乡村场域的并置展现,构建起中国普罗大众对于故乡的集体记忆。

四、结语

  纪录片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艺术,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展现人生状态来映射社会时代的发展,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下我国社会文化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独立纪录片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在拍摄过程中,陈为军导演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进行叙事,充分运用镜头语言捕捉人物细节,把握影片的叙事节奏。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中国纪录片市场开始步入院线、电视、移动端口互联互通的媒体融合新阶段。新时代下,中国独立纪录片通过关照社会边缘人群的生存空间,构建城市场域与乡村场域平等的话语权,体现影片的时代内涵,阐释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社会使命与人文关怀。这对建设一个完整、立体、全面的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6.

  [2].[美]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M].陈犀禾,刘宇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9.

作者:管同宇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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