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学史料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西方的“史料批判”相当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可以建构一种更完备的史料批判理论。它首先是基础层级的批判,是对现代文学史料的真确性、完整性和异同性等史料基本质素的批判;从发生论、形构论角度去审辨现代文学史料的形体、意图、思维方式等则进入到深透批判层级;而形上层级的史料批判是上升到对史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材料性与话语性、历史文本性与文学文本性等本质属性和史料虚无主义、史料至上主义等史料观的追问。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同样是整合性的,其核心方法是文献学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辨伪、考证等基本方法,其一般方法则是科学研究应有的归纳法、比较法、综合法和分析法等,还须借鉴历史学中的计量史学、观念史学、后现代史学等特殊方法,更须运用文艺学中的文本发生学、阐释学、渊源批评、传记批评、互文性批评等本位方法。史料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多种价值和功用,有助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新建构,有益于现代文学史的深化研究,也可以提高文学阐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理论方法

  “史料批判”一词可说是“史料”与“批判”二词的组合。史料是指当时遗留的和后来再生的各种可用于历史研究的材料。“批判”则具有复杂的意涵①。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它曾是情绪化、敌意化的政治性概念。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学术性的词语,是指对人事物的一种学理性的辨析,包含正面的评鉴,负面的挑剔,更是中性的质疑、反思、否定等。“史料批判”也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输入词,译自德文Quel-lenkritik或英文source-criticism,它是一个纯学术性的概念,是指一种史学方法。最早使用这个概念和方法的据说是17世纪西方博物学家,经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等人发展,此法已臻于精密。在中文文献中,最早把“史料”与“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应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但他并未明确提出“史料批判”的概念。直到史学家朱本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才明确地反复地提及“史料批判”或“史料学批判”的概念及其历史、方法等。1988年出版的苏联史学家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中译本中也谈及“史料的批判”问题②。后来,国内其他的史学著作,如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也使用了“史料批判”的概念。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史学界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带有后现代史学色彩的“史料批判”理论。但是,至今学界并未对“史料批判”进行系统、完备地理论建构。本文则试图将“史料批判”概念挪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并以此为依托,来建构一种更完整的史料批判理论。

  一、基础层级的批判

  以往西方所谓的史料批判,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这种史料批判可分为“外部批判”(externalcriticism)和“内部批判”(internalcriti-cism)。前者从外表评估史料的真伪及其产生的时、地等,后者考证史料的内容细节与史实的相符与否、相符程度等问题。也有人将“外部批判”等同于“低级批判”(lowercriticism),“内部批判”等同于“高级批判”(highercriticism)①。这种分类当然有其价值,但史料批判的内外、高低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截然划分。其实,整体地看,这些史料批判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层级的批判,即对史料的基本质素的考究。“质素”一词含有品质、性质、成分、因子等意义。这里是想强调史料批判最基本的内涵。史料批判对史料基本质素的要求是追索史料的真确性和完整性,而史料生来就达不到这些要求。有学者总结古代史料的“一般通性”有五:“其一,非有意而存在,故丧失多而留存少。其二,非一定质,一定量,一定形式。其三,残破而永无完整,存者一鳞半爪,史料遗留,万不存一,从来无有完备。其四,散乱糅杂,需要整理。其五,不确定,其年代、地域及史料所有者均不能确定,甚至用途亦难确定。”②现代文学史料年代较近,有些方面未必如此严重,但基本上也有这些“通性”。这些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史料批判必须面对的史料基本难题或史料原有的“基因”,是史料的残缺、作伪、讹误、错乱、异同等。因此,史料批判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成全补缺、辨伪正误、求同存异,从而使史料最终趋近相对意义上的真确性和完整性,也即通过史料批判来优化史料的质素。

  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首先要解决史料的真确性问题。未经批判的史料常常有伪有误,史料的伪与误之别,大致是有意作伪,无意成误,但通常是伪误相混。如1947年春,胡兰成冒张爱玲家世,自称名叫“张嘉仪”,先祖是张佩伦,常访夏承焘家。夏承焘《天凤阁学词日记》1947年7月29日记载:“嘉仪来,谈鲁迅遗事,谓其与作人失和,由踏死其弟妇家小鸡。作人日妇甚不满鲁迅,谓其不洁,又生活起居无度,且虚构鲁迅相戏之辞告作人,致兄弟不能相见。”③这里,胡兰成所言是有意造伪或传谣,而夏承焘所记则无意成误。现代文学史料中有伪书、伪文,但更多的是伪事、伪说;现代文学有不少伪史料,但更多的是有误的史料,一些文学史实一经成文或几经口传便已失实,又经展转引用,错误尤多。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史料错误的普遍性。陈垣说得更极端:“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④因此,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批判需要通过辨伪的方法去鉴别史料的真伪,通过版本、校勘、目录等技艺去发现和改正史料的错误,甚至可以通过对史料作者的品德、信誉、交往以及获得信息的机会等的考证去辨伪正误。其目的正是使史料更具有真确性。或借用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概念来说,既要确保史料的可信性(authenticity),也要追问其可靠度(reliability)。

  而可靠度就涉及史料的完整性问题,就是说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还要解决史料的求全、求备问题。史料则往往残缺,大到篇数的不整,小到文句的脱漏。这就需要通过搜集、辑佚、钩沉甚至校勘、目录的工作来求全、求备。前人谈访书求书有所谓“八道”,这其实也是搜集史料之道。唐弢说这“八道就是宋朝郑樵所说的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八求既包含着方法,也说明了目标”⑤。这“八道”或“八求”中的内容多半也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搜集的原则、目标甚至方法。史料浩如烟海,往往令人茫然,只有确定一个小目标或一定的范围才可以去实现求全求备的目标,即只有锁定一个具体的“泽”,方可去“竭泽而渔”。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在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时段、地域、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或具体的课题、问题、现象等以后才可去求具体的史料之全。朱金顺还补充了“双方并求”之说,也可以说是史料求全的原则之一,那就是注意搜集双方的通信、论争、唱和等文字。他举阮无名(阿英)的《中国新文坛秘录》一书中的《幸福的连索》一篇为例①。阿英在这篇文字中辑录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中有关陈西滢的一场笔仗双方的全部史料。辑佚当然也是史料求全之道,史料的遗漏,可以经由辑佚来补全。“而钩沉,则是设法把被历史淹没的珍贵史料钩稽出来……”②这尤其是对那些被历史叙述所掩埋、“销毁”的史料的发掘。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一直被说成只有100章,而且老舍之子舒乙说在与译者合作时“老舍先生自己在念的时候作了一些删节,所以,英译本《四世同堂》是删节本,但很权威,因为是作者自己删节的”③。而2014年赵武平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当年译者浦爱德档案中发现的英译全稿是103章,且证明英译删节本是被哈考特出版社的编辑删节的。这类辑佚钩沉工作都补全了史料。另外,对史料加以整序而成目录或以目录为依托去搜集史料也是史料求全的实践。而校勘则是补全“阙文”“斧削文”的必要技艺。所以,史料的完整性要靠史料搜集的一些具体技艺和工作去求得,这其中如辑佚、钩沉、校勘、目录等都已包含着对史料的批判。

  还有一种史料批判的基本问题是要处理史料的异同,因为往往有相异史料存在。同一段文字,可能有异文;同一本书,可能有异本;同一件史实,可能有异述;同一种思想,可能有异说,这就要进行史料批判。通常我们会在相异史料中进行选择和取舍,比如校勘中采用死校法以定是非,考证时通过判断对错以求定论。这其实都是异中求同。但求同时容易出现妄断,因此,对于相异史料还可以用存异的方式来处理。如,校勘中采用活校法来并存异文,考证史料时保留他说以备待考。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常有作真,但如果过于执着求同,反而会失其真;这里的存异其实可以说是求全,这种求全也正是为了求真,也即是说,存异更可能求真。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史料完整性更能保证史料的真确性。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史料的完整性,才能保证史料的真确性,但如果两相比较,后者更为重要。正如郭沫若所言:“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能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为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④这也应该是对现代文学史料质素的一种基本裁断。总之,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基础问题就是改善和提高其史料的质素。因为史料残缺,就要通过史料批判使其趋向完整;因为史料伪误,就要通过史料批判使其接近正确;因为史料相异,就要通过史料批判,在追求其完整的同时努力抵达真确。这是史料批判最基本的目的和任务。通常所谓的史料的“低级批判”和“高级批判”,或者所谓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和任务。当然,使史料达成真确性、完整性的质素,可能永远是一个理想的学术目标。

  二、深透层级的批判

  现代文学的史料批判还必须进入深透层级,即要从发生论、形构论层面去批判文学史料。相比于基础层级的史料批判,它显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批判。传统治学的史料批判基本停留于基础层级,即主要关心史料的整与残、真与伪、对与错、同与异等质素论问题,而深透层级的史料批判更关心史料的一些根源性、背景性、深潜性的问题,即史料的生成、形构、呈现等问题。基础层级的批判以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证为主,深透层级的批判则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检讨、反思甚至否定和解构。西方家或亲历者的修改,从正规文学作品到回忆录、日记、自传等普遍存在着修改造成的相异史料,这样,存异的方法更值得提倡。可以通过汇异性校勘或汇校本形式来保全史料,或同时收录相异史料以显示一种历史未定性。总之,对于相异史料的批判,可以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这里的求同其实是为了求史学家甚至提倡对抗性的、斗争性的解读策略,“对材料采用一种‘侵略性的态度’”①。在具体史料批判实践中,深透层级的批判往往要依托基础层级的批判,有些基础层级的批判甚至可以说已进入深透层级。所以,这两个层级的批判往往很难截然分开。从中国古籍文献学或史料学的发展历程看,深透层级的批判其实从传统文献史料学转型为现代文献史料学的过程中就已开始了,如顾颉刚对史料层累的发现、陈垣的史源学研究等。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实践看,20世纪80年代以朱金顺等为代表的学者还只关注基础层级的批判。21世纪以来,则有学者开始了这种对史料发生、形构等问题的深透追问。有学者概括这种史料批判包括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方面。实际上,关于史料来源的内容是在基础层级批判时就应完成的,如果史料来源都未弄清楚,哪里还能进一步弄清楚史料的真伪、异同呢?而对书写体例一项,我们可以作更广义的扩充,包含整个文献史料之“形体”。成书背景往往决定编撰意图,可归于“意图”一项。还可加上思维方式。因此,这里可侧重关注其“形体”“意图”和“思维方式”三个问题。

  对文献史料形体的批判,首先当关注体裁和体例之别。体裁是文献的文本体式和类别标识,体例是指文献编撰的具体格式和组织形制。关于体裁与体例的关系,有人是把它们混在一起的,如有学者在“体例与规范”的话题中谈体裁和文体②。姚永朴则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一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③这是把体裁与体例分开论之。有时候,二者之间有复杂的纠缠。如史学著作往往前有例言或凡例,这是史体的体例;而这例言或凡例又成为一种体裁,这是一种专门交代著作具体体例、条例的体裁。一般情况下,应该在具体体裁中考察其体例。每种文献体裁都有其特殊的体例。体例就是一般应该遵守的规范。如梁启超谈年谱写作,如何记事、记人、记文、批评等都有一定体例。如,对谱主不必多作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则“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④。有些文献体裁可能有共同的体例,如史学著作大多有引文和注释。但在具体的体裁中,其处理方式又会不同,就形成了更具体的体例,如杜维运说:“史体应分为著作之体与考证之体。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一类的史学作品,属于著作之体。单独问题的讨论,以及琐碎小节的考索,属于考证之体。著作之体,袭用成文,援引古说,可以不注出处,而且可以就原文自由的增删润色,只要不丧失原文的意旨。考证之体,引用某书,必注出处,而且要忠实的引用原文,不加修饰。”⑤这也是在体裁中考察体例。体例是一种应遵从的规范,违反规范,不仅有违于其体裁的特性,也无法保证史料的品质。如果在年谱中加入撰谱者的批评和议论,考证之体多用转述、转注等,这都有违体例,值得检讨。有学者发现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所写的凡例中有“今人则加‘先生’二字”一条,批评说:“著史之中,人物如麻,皆当世人留当世史,何能一一皆称先生。幸顾氏生平研究古代史,若其治当代史,必至满纸先生,岂不全成大人先生世谱?”⑥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编撰中也往往有这类违反体例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听取姚永朴的告诫:“必审乎例,乃能属辞”。史料批判所要关注的正是这种违反体例中的属辞不当及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品质。

  文献的形构当然更应该了解其体裁或文体的体性、体式或者特征,这样才能分辨体裁的种类,即姚永朴所谓的“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在这里,史料批判要对文体的特性及编撰者的“得体”性及其文本的“合体”性进行审思。“得体”和“合体”是说文体具有他律性,编撰者应在自律中去寻求文体的合适度。如果不“得体”、不“合体”,文献史料就无法真实地呈现,或导致文献史料被歪曲地呈现。有学者曾总结现代史学论著的特点,除“言必有据,无证不信”“论述的系统性”“正规的书面语”等之外,还应该“文辞中性”“零度风格”“我的淡出”⑦。正规的现代文学史著也应该具备这种史体的特征。如传记是梁启超所谓的“人的专史”,学术性的作家传记也应该采用史体的写法。但有学者写的作家传记加入许多议论、感叹和抒情。还有学者的现代文学史论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我”字,有“我第一个发现”“我惊讶地发现”等句式。这类文学史著作的行文方式其实会稀释史料的价值,可美其名曰灌注了研究者的“主体性”,但有违历史写作的客观性、真实性要求,也有违文体理性,是文献史料形构中不“得体”和不“合体”的学术瑕疵。

  其次,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体裁的关注还要通过对纯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戏剧、美文)、杂文学体裁(回忆录、书话、杂文、序跋、书信、日记等)、历史性体裁(传记、表谱、档案、文学史著等)的分辨,把握不同体裁的或偏于虚构性或偏于实用性或偏于客观性等不同特性,从而衡估其提供的史料的价值差序。如日记中的史料比回忆录的史料更可靠,书信中的史料比序跋中的史料更真实,等等。这也说明,文体对史料价值的大小有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史料批判应该反思史料的这种文体性差别。

  深透的史料批判也包括对文献史料编撰意图的审察。如果我们把文献史料分为经意的与不经意的两大类,那么经意史料当然具有更明显的意图。但是不经意史料或所谓生史料、素料也都带有意图,只要是人类编撰和形构出来的史料都带有或显或隐的意图。文献史料中往往包含有大意图,即编撰者都有一定的哲学观、宗教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具体如进化论、正统论、“春秋笔法”等;编撰者也都有一定的民族、文化、性别甚至阶级的立场,如东方主义、男权意识等,这都会为文献史料的编撰注入意图。而编撰者的派性、私心等又会在编撰文献史料时掺入更狭隘的意图。因此,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不经意”史料。现代文学文献史料也呈现出无处不在的意图。我们有以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去取舍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著作,有古为今用、他为我用的影射性文学作品,有夹杂社团流派意气的论争文章。其他如鼓动性的演讲文、带提携目的的序跋、充满推销本意的广告文、刻意传之后世的日记、为尊者讳的传记、扬长避短的回忆录等都是经意史料。至于那些日后修改、润饰过的文献史料,如郭沫若对《匪徒颂》一诗进行马克思主义化的修改,梅娘对早期作品的去殖民化修改,也带有改写历史、美化自身的私意。那些仰视研究对象的史料、造伪的史料更是编撰者的迷狂心态或心术不端的体现。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深透批判也就是要揭露这些史料学意义上的“意图谬误”,祛除意图遮蔽,还原史料的更纯粹的真实或真相。简单地说,就是“抛开作者之意图去阅读材料”①。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对这些史料编撰的意图保持警惕和质疑的态度。但有一种史料批判工作却要尊重并遵循编撰者的意图,那就是校勘,不论是汇异性校勘还是文献的复原性校勘,都必须以史料作者意图为依归。所以,无论哪一种情形,史料批判都应该关注文献编撰意图,意图是史料形构的深层动机。

  深透层级的史料批判更可以深入到思维方面。

  文献史料的编撰者往往是秉持一定的思维方式。这里可借用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的理论。批判性思维也有人称之为审辨性或慎辨性思维,一般认为它是指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批判性思维就是指审慎地运用推理去断定一个断言是否为真”。“批判性思维的关键就是检查和评估断言以及各断言之间的关系”②。人们在断言或陈述时,定义是否准确,论证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一致等,应该都是批判性思维要涉及的内容,但它的侧重点应该在思维是否有误、是否创新等方面。运用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可以去批判现代文学史料形构中的许多思维的误区。如,批判文艺论争中的一些断言或论证的谬误。有“诉诸人身的谬误”,即以为进行人身攻击,驳斥了某个人就等于驳倒了这个人的观点。如,钱玄同攻击旧文学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郭沫若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骂梁实秋是“走狗”等即属此类。还有“稻草人谬误”(稻草人比真人更容易被击败,指论争时攻击的不是对方的真实观点,而是将其歪曲成更容易驳倒的观点等)、“源自愤怒的‘论证’”(由煽动性语言或思想加某种“结论”组成的伪论证)等③。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中需要批判的思维之误。

作者:金宏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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