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语言转型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摘要: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发生具有强烈的外源性。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由文化过滤并在译介与接受中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西方儿童文学被改造的中国之旅,而且是中国儿童文学主动对西方“经典”进行选择、建构、阐释,生成和发展本土儿童文学的历史过程。这其中译介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是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创新路径。安徒生童话译介中的“文白”争议、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儿童化与中国化的译介策略是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体现出了中国儿童文学主体建设的姿态与选择。

  关键词:中国化;文言;白话;文学翻译;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初步发展与“西风”密不可分,随着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殖民以及大批来华传教士的涌入,西方的文明文化借由蔚然兴起的近代大众传媒在晚清大地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与儿童文学紧密相关的童年观、儿童教育以及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对以蒙学读物为主的传统儿童文化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西学东渐及其生发的各种活动合力催生了现代儿童观,并进而酝酿、催生本土儿童文学。在诸多影响因素中,西方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大量翻译介绍,对儿童文学的发生有着最为直接的促成作用,这些译介资源“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催生出儿童文学的稚嫩萌芽。正是移植西方儿童文学作品,晚清儿童文学才呈现出一片氤氲气象”。[1]这种外源性的文学影响及其在本土儿童文学生成和建设中的作用在五四前后得到进一步深入,并持续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绵延滋养和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同时,也是其自身在中国文学、文化语境这一异质文明下中国化的过程。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由文化过滤并在译介与接受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西方儿童文学被改造的中国之旅,而且是中国儿童文学主动对西方“经典”进行选择、建构、阐释,生成和发展本土儿童文学的历史过程。

  《畸人十篇》(《伊索寓言》的选译本)肇始于1608年(明万历年间),以《伊索寓言》为代表的西方儿童文学,在以传教士为先锋所开启的汉语译介过程中不断探寻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的有效译本。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进程是中西儿童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漫长过程,在译介主体、选译标准和译介策略等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译介主体从欧美传教士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志士再到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干将;选译标准从早期以基督教义为旨归到契合救亡与启蒙的现实功用再到五四时期对文学性和儿童性的重视;译介策略从节选、删减、改编及“豪杰译”到对源文本的尊重与还原。而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尤其是文学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过渡这一历史大潮深刻影响着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实践,也是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创新路径。安徒生童话译介中“文白”争议、赵元任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一、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生成

  茅盾曾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2]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代这一论断,强调的是这一时段儿童本位论的倡导和现代意义上儿童文学的诞生。但从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及其影响维度来说,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生成得益于当时域外儿童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诸多思潮与理论的引进,以及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经典作品的译介和传播。这些西方儿童文化与文学作品,为萌蘖与生成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典范,是推进本土现代性儿童观生成和儿童文学发生的重要外因。

  在当时的文学生产与传播的现场,本土儿童文学正处于贫弱的境地,儿童本位的文学观亦处于逐步建构的过渡期。以诗歌和学堂乐歌为典型代表的晚清儿童文学,如梁启超的《少年歌》、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以及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和杨度等人的“学堂乐歌”,都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色彩,其主题都指向救亡图存和启蒙教育。换言之,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被倡导和被重视,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政治需求,注重的是以儿童文学为媒介,承载启蒙教化、爱国教育等现实功能,而儿童文学的艺术本体,即其作为以儿童文学为目标受众之独特文学特性,则较少被关注。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尽管有周作人、鲁迅、叶圣陶等文学大师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但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原创儿童文学和理论研究依然贫弱。周作人在《儿童文学小论》的序言中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寂寥状态有过描述。该论文集收录论文11篇,前4篇为文言论文,写于1913年前后。《童话略论》与《童话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虑及这两篇文章投寄给商务印书馆未必会录用,所以他将文章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且他在信中说明是奉送,只希望送报一年作为稿酬,但结果以稿件不合用为由被退回,这两篇重要文章的归宿是白送给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的月刊。后来,周作人编辑县教育会的刊物,在写了关于童话和儿歌研究的论文之后,就有六七年未写儿童文学的论文。1920年,周作人应邀到北京孔德学校进行讲演,其演讲稿整理之后便是集子中的第五篇《儿童的文学》。1921年前后,儿童文学氛围方明显得到改善,“从这时候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3]正如周作人的观察和分析,儿童文学俨然已成为教育界的一种时髦追求,当时教育界最时髦且新鲜,兴高采烈地提倡和鼓吹以及研究试验的正是“儿童文学”。教师教儿童文学,儿童读儿童文学,一时间儿童文学的研究、演讲、编辑已成热潮,蔚为大观,呈现出一派“令人可惊可喜”“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4]随着儿童文学在学校系统的倡导、国语教材的儿童文学化,儿童文学初现繁荣的景象。

  有研究者指出,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领域,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构成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内容,而创作儿童文学则刚刚起步,显得稚嫩杂芜。儿童文学创作贫弱的一个例证就是“儿童世界”专栏。被誉为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曾在1923年7月24日第190号第2版开辟“儿童世界”专栏。该专刊刊发了很多诗歌、童话、故事、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冰心的《寄小读者》。这份一直关注儿童文学的刊物缘何迟迟未开儿童文学专刊?专栏的“记者按语”中详述其缘由的解释文字,恰切地反映了五四前后儿童文学发展人才匮乏的境况。编辑感慨,他们对冰心的增设儿童读物栏目的提议很是赞同,但顾虑在于实行的难度,理由为无论是采集儿童文学还是创作儿童文学,都缺少相应的人才。为此,设立专栏的一事就耽搁许久。此后,该专栏刊载文章情况验证了编辑的担心与判断,除了冰心留美记录文字之外,占据最大篇幅的文章就是周作人的系列译文《土之盘筵》。这十篇译文大多翻译自《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之类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晨报副刊》的运作情况折射了儿童文学建设初期,采集和创作人才匮乏的困境。为此,以易于操作的翻译为建设路径就成为初创期儿童文学先驱们的共识,即以翻译儿童文学为建设本土儿童文学的便利之船,这就是夏丏尊在《近代文学与儿童问题》中谈及的:“我爱‘儿童底国’,这国现在还埋没在烟波里面,未曾发现。我得用了我的船去寻求。”[5]当时的主要刊物《儿童世界》《小朋友》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时任《儿童世界》主编的郑振铎在《〈儿童世界〉第三卷的本志》中特别明确地强调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只要是适合中国儿童的,就尽量采用。该刊实际登载的文章中有很大比例都是翻译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儿童文学建设的初期,翻译儿童文学不仅在数量上众多,而且影响更为广泛。另一个重要例证是《小说月报》对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偏重。《小说月报》曾郑重其事地开辟“儿童文学专栏”,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给“老师们和儿童们”。但优秀儿童文学中最引人注目、频繁亮相的依然是域外儿童文学译作,如“安徒生号”、徐调孚翻译的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郑振铎译述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等。该刊很多期号的儿童文学专栏全部以翻译作品构成。如十二卷的第6号及号外,十三卷的第1、2号,十四卷的第9、11号,十五卷的第6、7、11、12号,十六卷的第2、3、4、5、12号,十七卷的2、5、6、7、8、9、11号,全部是翻译作品。相较于大张旗鼓介绍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阵势,原创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表显得默默无闻。

  这些数量庞大且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为诞生初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艺术典范,拓宽了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些跨语言、跨文化的作品被选择、译介和接受的过程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主动汲取艺术经验和智慧、摸索本土儿童文学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其中,翻译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是域外儿童文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

  二、语言转变与儿童文学翻译的转型

  收集、创造和翻译,是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所提出的建设儿童文学的三种方法。他认为在青黄不接的时代,翻译的便利在于能以具体的体例供作家观摩学习。但他同时告诫不能太偏重翻译,其顾虑在于:其一,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译品能否对儿童产生良好的效果尚待验证,为此对作品的翻译要加以慎重的选择;其二,太过倚重翻译,会由此减少作家的创造精神。[6]鉴于此,郭沫若主张儿童文学建设要倾重于搜集和创造。反观发生期儿童文学建设,搜集、创造和翻译并未构成相对均衡的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在相当长时间之内都持续向域外儿童文学借力,客观上造成了翻译文学的一支独大。域外儿童文学的译介是本土儿童文学建设“借船出海”之道,其关键在于对域外儿童文学的翻译是如何转化为构建本土儿童文学的有效路径的呢?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儿童读物编辑的茅盾,曾高度评判翻译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商务印书馆老老实实秉持“西学为用”的宗旨,翻译的第一本西洋的儿童读物《大拇指》(也许是《无猫国》)是有所谓的“儿童文学”的开始。也即,20世纪初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实践促成了中国所谓的“儿童文学”。[2]他还指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其实质就是把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所改编(reto1d)过的以及未曾翻译过的西洋童话作品,再进行一次所谓“直译”。缘何茅盾认为五四之后的“直译”才是真正的翻译呢?肯定“直译”背后的深意,其实是强调儿童文学翻译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重要转型,促成这种转型的有力推手就是翻译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

  现在公认最早的白话报刊可以追溯到1876年申报馆创办的《民报》。这是申报馆用通俗语体出的一份周刊。《字林西报》曾介绍该报用白话写的特点及利于读者读懂内容的益处。白话的通俗易懂以及半个铜钱的售价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打开了报纸的销量,扩大了报纸的受众范围,使《民报》“达到《申报》所不能及于的阶级,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里的店员等”。[7]《民报》存活时间并不长,但其意义在于开启了白话报刊的序幕。此后,《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相继创办,这些报刊都试图借助白话通俗易懂的特性来实现开启民智的启蒙诉求。如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宣称:“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今广开民智之助。”[8]该报曾连载了裘毓芳(笔名梅侣女史)用白话改写的《伊索寓言》。《树上鸦唱曲受欺》就是其中一篇。

  老鸦这样鸟,叫出来是极不好听的。有一日,这老鸦嘴里衔了些东西,躲在树上,却被一只饿狐狸看见了,要夺老鸦嘴里的东西。因在树上夺不着,心里就想一个法子……这老鸦从没有听见赞他喉咙好过,如今听见赞他,快活极了……唉!这老鸦如果不信狐狸的甜话,东西也不会到狐狸嘴里去。可见得,恭维不是好受的。[9]

  整个故事一气呵成,语言平易浅显,尤其是“快活极了”等表述显现出儿童语言的纯真与稚气,颇为传神。尽管《伊索寓言》早在明代就有汉译本,后来又有《况义》《意拾喻言》等传教士和国人合作的译本,晚清张赤山的改写本《海国妙喻》,这些译本的旨趣或在传达基督教义或在启迪蒙愚,并未作出适应儿童接受心理的处理。梅侣女史的白话改写增加了文本对于儿童的亲切感,同时以耳熟能详、简明扼要的传统七言回目替换原本的标题,如“不吃肉良犬尽忠”“骑驴叟生成软耳”等。以白话改写《伊索寓言》,可谓西方儿童文学从文言翻译转向浅显明白之白话译文的开始。

  白话报刊蔚然兴起,尤其是专门以儿童群体为受众的白话报的创办,使得儿童受众的地位不断得以提升。这些白话报刊十分注重儿童文学的作品的刊登,跃升为儿童文学翻译与传播的重要平台,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也逐渐从文言译文转为白话译文。如1897年11月1日创刊的蒙学公会的机关刊物《蒙学报》,倡导蒙养的重要性的同时选译了许多契合儿童接受的国外童话、寓言、名人传记等内容,如第19期刊发的《狮蚊较量》。

  五四前后,随着文学革命的开展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倡导,白话逐渐取代了文言,报刊上的白话文学创作日渐增多。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从4卷1号起,完全改用白话,使用新式标点,成为引领白话报刊变革的先驱。此后的1919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其中与儿童文学联系紧密的《晨报副刊》及《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等都开始刊登白话译作。在时代需求的呼唤下,新文学运动主将们也敏锐地洞察到儿童文学在国语运动中的价值和意义,竭力将儿童文学引入国语教学。胡适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的演讲中,呼吁从事儿童教学的人要引发儿童的文学兴趣。童话、神话、故事等儿童文学的教学和传播已成为一种趋势,且儿童文学之于国语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儿童文学兴趣的养成,可以促成文学的充分发达,可以增加国语运动的势力,帮助国语的统一。[10]基于国语与小学校和小学生的高度契合,“国语化的儿童文学读物”就成为国语运动中极为紧要的环节,各类支持国语运动的刊物纷纷开设儿童文学专栏。《国语月刊》在1922年的创刊号专设儿童文学栏目,发刊辞宣称:“小学校是现在宣传国语最得力的机关;小学生又都是快要使用国语的青年。国语的读本虽然渐渐的通行,但是还不能补救儿童世界的饥荒。而一般旧的儿童读物,有的未脱旧小说习惯,有的又骤染西文的气味,都可以使儿童难于十分了解。”该专栏刊载了不少儿童的读物,一律注音,供给儿童自由欣赏,作为练习国音的读本,又可作为父兄师长指导儿童阅读之材料。[11]国语化儿童读物倡导的后继行为,就是国语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量进入教科书,由此掀起影响深远的教科书的儿童文化运动,这也是五四之后儿童文学全面推广、优化传播的重要历程。

  国语运动的主将黎锦熙是将白话文的倡导和儿童文学相结合的积极实践者。其主编的《京报》于1922年11月11日开辟了《儿童》副刊,每周出一期,是刊载儿童文学作品、实践国语运动的重要平台。他在《发刊词》中肯定了情感教育的重要性,以为情感教育是智识的开胃品,是意志的兴奋剂。而要实现情感教育,其利器便是儿童文学。两年后,他又在《续刊宣言》中征集北方儿童歌谣、传说,因为这些资源是国语统一的基础,是“国语文学”的正宗。他希望“渐渐地多运用字母,用来曲达语言底精神,减除文字底障碍”。[12]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原本在中华书局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编辑的黎锦晖,也积极参与国语运动工作,推广国语拼音。这其中最得力的宣传、推广平台就是《小朋友》杂志。黎锦晖主持该刊物期间,热忱鼓吹注音字母,刊发的许多文章都采用注音。早在1920年在开封一师讲习班讲授“小学国语教学法”,为了证明唱歌可以帮助国语课的“正音练习”,他就按照学院要求构思剧本与乐谱的创作。[13]后来创作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白话儿童剧,其用意也在于推广国语:“为什么会编写这种歌剧呢?首先为了宣传普通话,企图使小学生在歌唱时,把标准音唱熟;其次,让每一支歌曲代替唱歌教材(当时很缺乏),教完全部,便可排剧上演。因为要求易学易记,又易演易懂,便挪用了现成的曲调,填配了接近口语的歌词,果然唱得顺口,听得顺耳。”[14]在白话革命的倡导下,白话文创作勃兴的同时,儿童文学的翻译也迎来从文言向白话的大转型。

  只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因为清末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中,林纾、周瘦鹃、周桂笙、包天笑等人的译文大多采用文言,并且这种文言表述还颇受推崇。林纾深厚的文言功底,才华横溢的文笔,赋予了林译小说译文鲜明的个性:“译笔复雅驯隽畅,遂觉豁人心目。”[15]译者的才学与文言的完美融合成就了当时文言翻译的佳话,有评论者对林琴南极为推崇,称赞他译的狄更斯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原著还要好,能够存其精神,去其冗杂。……已故英国汉学大师亚瑟·韦历也有同感”。[16]鲁迅和梁启超在翻译实践中也舍不得放弃文言,因为文言有着天生的简约概要的优势。鲁迅在《月界旅行》中道出文言不可或缺的原因:“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他还以书名从白话《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的繁冗到文言

  《月界旅行》的简略为例,阐明文言简洁的优势。[17]梁启超在《十五小豪杰》的“译后语”中陈述了文俗并用的原因在于文言的事半功倍之效:“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18]

  尽管儿童文学文言译作不乏名家佳译,但就儿童读者的阅读接受而言,文言的阅读和理解仍有一定限制和隔阂。如1903年《启蒙画报》刊载了《黑奴传》,这是对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的白话改写本,采用了章回体演义小说的形式。改写者认为林纾的文言翻译,“文义略高”,不太适合识字不多的读者:

  这《黑奴吁天录》,本是外洋小说,经仁和魏先生翻译,闽县林先生笔记,书中叙事,极是得神。可惜文义略高,只能给那通文墨的读读;识字不多,给那文理浅近的人,可就看不懂了。我们把他演成白话,附在报后,请学生们到处传说,照着原文,高声念念,连那不识字的,亦可以教他知道知道:黑奴被人欺压,不过是不能自强,不能自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19]

  当然,这也是仁者见仁的问题。郭沫若的童年文学阅读就在林纾翻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之文言译文中“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并在无形间深受其影响。成年之后即便阅读莎士比亚的Tempest、Hamlet、RomeoandJuliet等原作,也觉得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20]

  随着白话运动的持续和深入,文言逐渐被视为落后的语言,文言的弊端引来诸多批评。志希(罗家伦)

作者:胡丽娜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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