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提升的影响分析

2022-03-2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是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要实现优化升级,需要以数字经济驱动。因此,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三个核心维度“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选取了30个省市区2012-2018年的相关代表性指标(因数据缺失,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利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不论是从全国还是从东、中、西等不同地域的视角进行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都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地域差异,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来说,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更为明显;对于西部而言,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要大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所带来的效应。并据此提出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并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机理

  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更新,“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016年,杭州G20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首次对数字经济的概念予以明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力量,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产业结构逐渐由以重化工业和低端产业为主转向以高端新兴产业为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是“十四五”阶段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量数字化技术、服务开始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助推各行各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抓住数字化变革的契机已成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目标。理清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举措,已成为当前经济学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区2012-201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因数据缺失,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除外),探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同时采取拆分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明确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的差异性。

  研究回顾

  随着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不断加深,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不断增多。其中,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优化升级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重点。目前学界普遍观点认为,从产业视角分析数字经济主要涵盖了互联网产业、基于数字技术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及建立在信息技术支撑和应用上的传统产业。简言之,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其中,由于产业数字化相较于数字产业化而言仍然是带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因此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影响机制的研究比较多,多数已有研究都从数字经济对一、二、三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的角度展开了深度分析,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已有观点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需要以数字经济为驱动,要坚持有步骤、有层次地对所有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全面提升产业结构核心动力。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研究,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2020)认为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具有边际递增效应;李晓钟,吴甲戌(2020)认为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长期、持续、正向、非对等的动态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多数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些特定传统产业以及信息产业发展层面,且多采用定性分析的形式,鲜有文献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式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且已有成果也并未结合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进行分析。结合前文对数字经济的分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容,同时随着“新基建”战略的实施,数字基础设施也成为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是在既有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考虑进来,围绕数字经济的三个核心维度“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通过“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情况,以试图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依托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思路。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信息型基础设施是经济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以RosensteinRoden(1943)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围绕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展开了研究;1980年后,以索洛(1988)为代表的部分西方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投向信息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效应机制。此后,数字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括而言,数字基础设施是由数据中心、5G网络、物联网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不断融合、叠加、迭代、进化所形成的信息型基础设施。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传统基础设施和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此,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优势在于其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空间可达性,通过基础设施的“平台化”特征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本质属性与传统物理基础设施有所不同。一方面,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属于数字技术的融合和集成应用,其发展壮大能够助力产业发展破除时间和空间束缚,提升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间的运转和利用效率,激发产业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在联动各个产业协同发展的同时提高产业间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这有助于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并且在产业间分工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产业结构产生知识外溢效应,最终促进全产业链的创新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推动产业自身和产业间协同发展,进而带动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

  (二)数字产业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数字产业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研发不断成熟并广泛地市场化应用,数字时代的新兴组织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新需求形成的全新商业逻辑和商业运营模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划分,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信息通信产业及其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主要包括依托信息技术所打造的“共享经济”“数字支付”“跨境电商”等。其中,信息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中的核心产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服务和支撑“两个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同时,在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融合以及市场化推广的背景下,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呈井喷式增长,为产业结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以电子商务为例,2018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已经达到9.0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万亿元,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综上所述,数字产业化代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软件定义、数据驱动的新型数字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数字产业化能够促进新产业新业态的产生,并为传统产业提供必要的发展支撑,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产业数字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主题,是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实体支撑。相较于数字产业化而言,产业数字化更强调基于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具体来说,产业数字化的突出特点在于:首先,产业数字化能够驱动产业向智能化、敏捷化迈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网络设施、平台和技术支撑,基于此,传统产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生产和管理等工作,有助于提升生产要素的流动率和匹配率,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运营成本并提高资源配置的规划效率和投资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产业数字化能够推动产业实现创新发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通过数字技术对三次产业的广泛渗透,引导产业从要素使用、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等多个领域实现颠覆式变革,从而助力产业能够以更低的投入创造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最后,产业数字化能够推动产业间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在智能新技术的赋能之下,产业形态发生改变,这为产业间交叉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最典型的就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向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都基于各自发展优势,最终实现了制造、服务的双向导向。因此,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并推动其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产业数字化能够通过促进传统产业全面升级并加速产业间融合发展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本文拟采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UIS),目前学界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能够更加直观的描述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状。因此,本文参考谢婷婷等(2017)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表示各省产业结构的发展态势。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yi是各省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i分别为1、2、3,代表第一、二、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计算所得值在

  [1,3]区间内,越接近3,则说明各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程度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这里借鉴张雪玲、焦月霞(2017)的研究成果和评价体系,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代表性指标。数字产业化水平:数字产业化的核心产业之一就是电信业,因此这里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各个省份2012-2018年的电信业务总量(TTS)作为数字产业化的代表性指标。

  产业数字化水平:本文参考浙江省相关部门建立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统计制度,选取电子商务销售额/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ECP)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代表性指标。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对高端产业的需求,进而反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这里选取各地区2012-2018年的P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政府干预水平(Govern):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能够有效带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这里选取各个省份2012-2018年的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对外贸易水平(Trade):国际贸易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越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就会越发重要,该国的产业结构也会实现优化升级,因此这里选取各个地区2012-2018年的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表征对外贸易水平。人力资本水平(Hc):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因此此处选取各个地区2012-2018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小学人口×6+初中人口×9+高中人口×12+大专以上人口×16)/6岁以上总人口。

  鉴于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部分年份的数据不全,本文只选取其余30个省份的数据信息,样本数据均来自于2012-201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商务部网站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三项假设,本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实证模型:

  UISit=α0+β0internet+β1TTS+β2ECP+βiXit+εit

  其中,下标i代表不同地区,t代表年度,α0为模型常数项,β0、β1、β2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i为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误差项。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变量数据情况特征进行分地区描述,分区方法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的数据统计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东部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均值和最大值相对较高,且标准差达到0.158,说明东部各省份之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的差距更为明显,而西部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都是最低的,且标准差只有0.059,说明西部各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和东部、中部还有一定差距,且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对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等核心解释变量而言,通过标准差能够看出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目前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不平衡性,其中,东部各项指标在均值、标准差、最大值等方面均位列第一,说明东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且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中部和西部则呈现出相对较为接近的发展态势,三项核心解释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均比较接近且和东部存在明显差距,说明目前中部、西部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较东部省份相对滞后。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结果来看,东部各省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贸易水平等方面的均值和最大值均高于中部和西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东部各省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东部的标准差也相对较高,说明东部各省之间在上述领域仍存在较大差距;从政府干预水平来看,西部的政府干预水平相对最高,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在地理位置、发展条件等方面并没有东部、中部优越,尤其表现为自身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相对不足,因此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相对更为重要的角色。

  (二)回归分析

  对该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首先对实证方程进行多重共线检查,结果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其次针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chi2(5)=19.95,P=0.0057,P值远小于5%,因此说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后通过OLS方法进行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此处采用分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模型(1)-(5)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不断增加模型中的控制变量的情形下,模型的拟合优度从0.747上升到0.811,这表明本文的变量选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所有解释变量都在10%以下显著,验证了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重要假设。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都在1%以下显著,说明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尤其是随着5G、区块链等“新基建”的快速建设与发展,各行各业的运行效率、发展潜力得以进一步提高,助力产业结构逐渐向更高级的阶段迈进;数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显著程度也都较高,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打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来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于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对外贸易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都普遍为正,说明这些变量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即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随着这些变量的提高得以发展,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尤其明显。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再次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重复上文实证部分,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仍然能够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且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进一步验证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通过表3可知,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同时也能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对于东部和中部来说,这些地域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数字基础设施对这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果更为明显,这也与目前“新基建”在这些区域发展较快有密切关系;对于西部而言,受制于新兴产业发展动力相对不足,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应要强于数字产业化,且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结合数字经济的外延梳理出数字经济驱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三个重要机理,然后收集整理了30个省市区(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均能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其中,从全国视角进行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推动效应要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更为明显;进一步基于地域视角进行分析可知,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正向的积极效应,但通过分析结果可知,东、中部区域的“新基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更大,而西部的产业数字化则是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力量,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在发展进程中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的方向也有所不同。

  (二)建议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基础占比的不断提升。2020年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发展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战略部署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因此,积极推动移动、高速、安全、泛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首先,要完善保障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制度政策,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助力“新基建”快速发展;其次,要合理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城市+乡村”实现区域全覆盖;再次,要加快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力度,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服务水平,促进传统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更大的作

作者:李英杰 韩 平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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